湘江战役党课文档（7篇）湘江战役党课文档 湘江战役的历史回顾与思考[Word文档] 湘江战役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关键字:湘江战役的历史回顾与思考本文为Word文档，感谢你的关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湘江战役党课文档（7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湘江战役党课文档
湘江战役的历史回顾与思考[Word文档]
湘江战役的历史回顾与思考关键字:湘江战役的历史回顾与思考本文为Word文档，感谢你的关注,湘江战役作为红军成立以来遭受最大损失的一场战役，既是一场本可以避免重大伤亡的战役，又是一场因为重大伤亡而惊醒梦中人的红军涅,,重生之战;既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第三次“左”倾错误危害的顶点，也是全军上下决心结束这一错误的爆点;它既标志着形式上的“三人团”最高权威的盛极而衰，也标志着实质上的两人决策核心名存实亡，更为关键的是，它为广义的遵义会议开启了大门，,亩,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然而，这样一个既可歌可泣又可悲可叹的历史转折点，长期以来在学术界受重视的程度却远远不能与其历史地位相匹配，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以至对湘江战役红军究竟是胜了还是败了、到底伤亡多少人这些基本问题都难以达成共识。然而，这段历史纵有迷雾，依稀可见的部分也已经足以让我们管中窥豹、殷鉴未来。湘江战役之前的战场形势“铁三角”与“抬棺材”红军长征初期，国民党军由于仓促布防、各怀鬼胎，在前三道封锁线未能给红军以重创。蒋介石为把中央红军歼灭在湘江以东地区，先后调集中央军8个师，湘军7个师，粤军6个师，桂军5个师共26个师30余万兵力，由何键的“追剿军”(含薛岳的中央军)与粤军、桂军相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四道封锁线，组织五路军队，从四面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蒋介石在全州、灌阳、兴安组成的“铁三角”地带扎好了口袋，“前堵后追、左右侧击”，等着红军向西硬闯，形势对中央红军极为不利。
1934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和红军总政治部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当天17时，朱德急电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发布抢渡湘江，向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域进军的命令。当时，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向湘江前进。第一纵队由红一军团主力组成(为右翼);第二纵队由红一、红五军团各一部和军委第一纵队组成;第三纵队由红三军团和军委第二纵队、红五军团一部组成(为左翼);第四纵队由红八、红九军团组成(两个新建军团，布在左右掩护两翼)。红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毛泽东把这种带着坛坛罐罐的突围称为“叫花子搬家”，刘伯承形容这样的行军阵形像是“抬轿子”，彭德怀则直言不讳地说这是“抬棺材送死”。
11月27日，中央红军主力进至广西全州、灌阳。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兴安界首到全州脚山铺的渡河点并架设浮桥。红三军团第四师也于28日渡过湘江进至界首。此时的局势对中央红军较为有利，但因为后续部队行进迟缓，错过了转瞬即逝的渡江机会。随后，敌第一路“追剿军”4个师向红二师发起进攻。11月29日，其他几路“追剿军”也向道县、文市等地的中央红军后卫部队发起进攻。此时，桂军主力也分两路北进，向湘江东岸和西岸的中央红军发起进攻，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两岸。
“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如果各路“追缴军”能够按照蒋介石的战役布局展开，那么红军强行渡过湘江的大门将被彻底关闭。幸运的是，蒋介石一生最精密的一次战役筹划却少算了一样:人心。蒋介石此役要实现的目标太过复杂:既彻底消灭红军，又坐收渔翁之利顺带消灭地方派系特别是新桂系，即便是薛岳的部队也并非嫡系，只是中央军中的杂牌军。然而，此一石三鸟之计一开始就被识破了。“小诸葛”白崇禧意识到自己的部队就是一块门板，如果关上了红军前进的大门，广西
就会对中央军门户洞开。在“有匪有我，无匪无我”的考虑下，白崇禧制定了对红军“不烂头、不斩腰、只击尾”的策略，把原来沿湘江部署的南北阵形变为以湘江为立轴的东西阵形，原本铁板一块的湘江防线一下子闪出了近100公里的口子。他“击小尾”的策略，便是为了尽快让红军通过自己的地盘，而把主要精力用在防止薛岳入桂上。
白崇禧一面以红军进攻贺县、富川为借口，将全州、兴安主力悉数撤回，一面电告何键“请湘军填接”。何键也不是傻子，一旦让湘军主力去填接那近100公里的防线，湖南同样会对中央军不设防，于是他耍了个滑头，只接防到全州，而不是兴安，并没有完全堵死红军西渡湘江的缺口。此时，即便是薛岳的中央军，也并没有在追击过程中对红军穷追猛打，只是走走停停，逼着红军去和湘军、桂军决战后，自己坐收渔利。东南方的粤系陈济棠更是早就与何长工、潘汉年达成了秘密协定，红军过广东时几乎就是“目送通过”，现在战火不在他的地盘，更是出工不出力。于是，各怀鬼胎之下，出现了“送客式追击，敲梆式防堵”的局面。
然而，此等天赐良机就在眼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走到道县却停了3天，等到红军抬着坛坛罐罐作“甬道式”前进慢吞吞地抵达湘江渡口时，南北两路敌军已经抵不住蒋介石的压力严阵以待，一场本可以避免的血战在所难免。
湘江战役后，当地流传:“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湘江战场主要由“四大阻击场”――脚山铺、光华铺、新圩、后卫阻击场以及湘江渡场构成。脚山铺阻击战脚山铺距离中央纵队渡河的界首渡口25公里，是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的生命线，也是敌我双方投入兵力最多、中央红军牺牲最大的一战。敌军投入湘军4个师约六七万人，而红一军团第一、第二师人数不足1万，双方在此鏖战了三天两晚。
11月29日，湘军两个师在数十门大炮和9架飞机的掩护下发起强攻。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在尖峰岭一次次打退数倍于己的敌人，并抓住时机反冲锋。后在敌人的猛烈攻击下，尖峰岭失守，第二师退守黄帝岭。第二师第四团团长耿飚率部在阵地上坚强阻击，打得敌人尸横遍野。
11月30日清晨，第一师两个团从湖南潇水赶到脚山铺投入战斗。12月1日上午，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等8个师还在江东。战斗已到最后时刻，坚守脚山铺一线的红一军团将士死守全州凤凰嘴、麻市渡口，为了确保江东部队赢得抢渡时间，在10多公里长的战场上逐个山头与敌争夺。战斗最危险的时候，一股湘军竟摸到了距离红一军团指挥所仅有40米的地方，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等都拔出了手枪，指挥身边的警卫员、炊事员投入战斗，最后才杀出重围。据不完全统计，红军在脚山铺伤亡约2000人。光华铺阻击战
光华铺阻击战主要是阻止桂军北上，以保证相距仅仅5公里的界首镇三官堂渡口安全。光华铺主要由红三军团第四师负责，任务是阻击由兴安北进之敌。红三军团第四师前卫第十团过江后，团长沈述清率先头第三营到光华铺南面勘察地形，两个连在正面向兴安县城方向构筑工事。不久，敌军迂回至第三营身后直插渠口渡，与第十团主力交火。营长张震急忙带着队伍往回打，与桂,展开夜战直至11月30日拂晓。
朱德、彭德怀等人在湘江边的三官堂设立指挥所。11月30日，中央纵队由三官堂渡口过江，中革军委第二纵队黄昏时由此过江。此时敌军已经占领光华铺，为保证中央纵队安全过江，仅第十团就挡住了敌一个师又一个团的兵力。在此阻击战中，红军团长沈述清牺牲，年仅26岁;几小时后，继任团长杜中美也被子弹击中牺牲，时年35岁。全团伤亡400余人。
11月30日中午，在桂军两个团反复攻击第十团阵地，界首渡口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三军团第四师两个团接应第
十团，第五师第十三团则迅猛打击东岸立足未稳之敌。第二天天亮时，第五师主力(两个团)从新圩赶来，与第四师一起打退了桂军主力数十次的连续进攻，以超人的毅力坚守到12月1日中午才奉命撤离。
新圩阻击战灌阳县新圩距离湘江渡口七八十里。担任此地阻击任务的先后有红三军团第五师、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他们主要负责阻击由灌阳北进的桂军主力两个师。11月28日至30日下午，李天佑率红三军团前卫第五师进行阻击。指战员们浴血奋战，师参谋长胡震与几名战士被50多个敌人包围，最后与敌人同归于尽。第五师第十四团团长黄冕昌腿部中弹，仍然指挥战斗直到牺牲。第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和政委罗元发负伤。3名营长中两名牺牲。第五师两个团的营连干部非伤即亡。11月30日下午，第五师撤出新圩阵地。在湘江之战中，第五师全师3000多人损失达2000多人。接防的第六师第十八团在楠木村背靠的楠木山山谷里，阻击了3个师的敌人，最后弹尽粮绝几乎全部阵亡，团长姓名至今未查清。在此参加阻击战的还有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陈树湘身负重伤，后断肠自尽，壮烈牺牲。后卫阻击战长征开始后，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一直是总后卫队。湘江战役中，该师在湘桂边界的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一带坚守，阻止国民党军7个师的追击，掩护红八、红九军团从永明进入广西，红十三师和红三军团第六师一部在水车一带负责接应。11月30日下午，红九军团经水车向湘江进发，红八军团30日下午才到水车，此时红六师主力已撤往湘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仍在永安关、雷口关抵御追兵，边打边退到水车一带。12月1日，在灌阳的优势桂军将红八军团截成几段冲杀，整个红八军团过江后剩下不足2000人。
强渡湘江到11月30日深夜，中央纵队还在过江，只有四个师抵达湘江西岸，未过江的还有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红三军团第六师以及红五、红八、红九军团。12月1日，国民党军发动全线攻击，企图夺回渡口，封锁湘江。脚山铺的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新圩、光华铺与桂军的战斗也进入殊死阶段。中午，军委纵队从界首渡口过了湘江。下午3时，眼看桂军蜂拥而来，工兵炸毁了浮桥。东岸剩下的红九军团大部、红八军团、红五军团第十二师只能改从下游12公里处的凤凰嘴渡江。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被国民党军队前后夹击，无法过江，第三十四师政委程翠林在激战中英勇牺牲，其余6个师在付出了巨大牺牲后渡过湘江。后续部队伤亡惨重，未能过江的部队后来在游击战中基本全军覆没。湘江战役后，整个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的都是红军的遗体，以至于当地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莫吃湘江鱼。”红军兵力损失问题红军虽然渡过了湘江，但也遭受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一次减员，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已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然而，关于湘江一战红军兵力损失到底有多少，至今无法达成共识，主要有折损过半说、5万说、4万说、3万说、2万说等观点。刘伯承在《回顾长征》一文中说:“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近年来有研究者指出，中央红军第一次突围减员3700余人，第二次突围减员9700余人，第三次突围减员8600余人，共减员2.2万余人。所以，中央红军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前的兵力，不再是出发时的8万多人，而是不足6.4万人。笔者认为，不论是8万人折损过半，还是6万人折损过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对于只走了不到2000公里的红军长征来说，这样的损失都是灾难性的。
我们或许永远不能确知湘江一战中红军损失的兵力总数，但我们能够确知的数字如下:战斗力最强的红一军团损失6000余人，长征出发前统计共10922人的红八军团由于所剩无几被整建制撤销，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全军覆没，其余各部编制均不足半数。在指挥员方面，师级阵亡7人，团级牺牲16人，营连指挥员基本换了个遍。如此巨大的代价，即便是胜了也是“惨胜”，如果说是败了就只能是“惨败”。
湘江战役胜败之论谈到红军的湘江战役，有人认为这是一场败仗，其理由大致有这几种:一是从红军长征开始时的8.6万多人到经过湘江战役后只剩下3万多人，损失太大了，所以是败仗;二是引用刘伯承的回顾，“由于‘左’倾路线在军事行动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继续使红军受到重大损失”来说明湘江战役损失惨重，故不能说打胜了，所以只能是败仗;三是依据当年参加长征的红军将士的回忆说是败仗。这些说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核心。也有很多人认为湘江战役红军胜利了，给出的理由却是基于一些并不十分可靠的计算，诸如相对于国民党军的损失红军是以少胜多，回忆录中认为红军取胜的人多于认为失败的人云云。这样的理由无疑也是站不住脚的。在不能明确判定一方打败另一方的情况下，唯一可以参照的标准就是双方预期目的是否达成。从红军一方来看，主要的作战目标就是渡过湘江。为突破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中革军委制定了《我野战军前出至全州、兴安西北之黄山地带的作战部署》，并于11月25日17时正式下达。同时，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还下达了进行湘江战役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政治动员令:“我野战军即将进行新的、最复杂的战役，要在敌人优势兵力及部分的完成其阻我西渡的部署条件下，来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并渡过湘江„„协同其他红军部队(二、六军团，四方面军)，一致进行全线的总反攻与彻底
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到12月1日，中央和军委机关安全地渡过了湘江，红军主力也渡过了湘江，已经“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并渡过湘江”，基本达到了政治动员令中所提到的主要目的，因此湘江战役应该说是胜利了。但也应看到，红军制定的作战目标并没有完全实现，因为湘江一役过后，到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希望基本破灭。然而，恰恰是因为无法实现湘西合兵，遵义会议的拨乱反正才有了可能，因此，不能以此为理由否定胜利的结果。
从国民党军方面来看，蒋介石本来准备“一石三鸟”，结果不仅红军没被歼灭在湘、漓二水以东，地方派系也保住了自己的地盘，除造成战斗各方大量人员伤亡以外，蒋介石的主要作战目的无一达成。因此，国民党军的失败是可以盖棺论定的。然而，我们界定这场战役胜利归属于红军一方，并不能掩盖红军遭受的重大损失，更不能掩盖“三人团”特别是两人决策核心的诸多错误。这样一场惨胜，有太多教训值得总结。
湘江惨胜的历史反思湘江一役，给予中央红军几乎毁灭性的打击。对于本可避免而没能避免的这场劫难，博古、李德脱离红军实际的指挥作风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在转移中，其“左”倾指挥错误具体表现为:无视敌强我弱，不容他人意见，前进目标死板僵化李德自恃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利用博古的支持和中国同志对共产国际的尊重，迅速取得军队的绝对指挥权，独断专行，不仅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而且把毛泽东正确的军事路线，当作所谓“游击主义”“逃跑主义”加以反对和攻击。李德还把坚持原则的刘伯承从红军总参谋长位置贬到红五军团当参谋长。长征开始时，临时中央确定的第一个落脚点是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突破第二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已知红军主力在实施突围但具体方向还不清楚。在红军通过第三
道封锁线进入湘南的嘉禾、蓝山、临武地区后，蒋介石才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是进入湘西与贺龙、萧克的部队会合。面对敌人30万大军，毛泽东、周恩来曾提出，红军队伍要向西走，不能进湖南。彭德怀也向最高三人团提出了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都是中肯的，能在最大限度上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但博古、李德无视变化了的敌情，不做调整地急于赶到湘西会合红二、红六军团，拒绝了毛、周、彭等人的合理建议，并于11月25日下达了强渡湘江，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前往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的命令，这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建制不当、阵式呆板、行军缓慢“左”倾中央长征前在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但没有补充好主力部队，使得新部队缺乏战斗力，老部队缺少兵员，在过湘江时吃了大亏。时任红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回忆说:“这次过湘江，我们不仅要掩护中央机关，而且还要掩护几个新成立的部队。那时候，教条宗派集团，不注意主力兵团的充实建设，却成立了一些缺乏基础的新部队。我们主力兵团又缺乏兵员补充，是打掉一个少一个，而新部队的战斗力不强，我们既要完成主要任务，有时还要掩护他们。”1934年10月10日，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蒋介石在红军西进途中精心部署了四道封锁线。对于中央红军来讲，要突破敌人的封锁线，最为要紧的就是要和敌人争速度，抢时间。可是临时中央的领导人却忽视了这一点，在出发时“不但不把主力部队扩大，反而把直属队扩大，每一个军团都成立后方部，有的有一千副担子，有的八百副担子„„供给部、卫生部人很多，连一个石印机都要带上。野战医院还以为就在苏区附近打仗，所以连屎盆、尿盆都带上了”。临时中央命令部队以“甬道式”队形前进，以红一、红三军团为左右开路先锋，红九、红八军团为左右两翼，中央纵队居中，大批辎重物资随军行动，红五军团殿后。这样
就造成拥挤不堪，行动迟缓，被敌人追着打。11月27日，红一军团前锋部队挺进到湘江东岸，并占领了浮桥以及湘江西岸界首和脚山铺之间地域，此时敌人还不是很多，这时中革军委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如果博古、李德在25日发布强渡湘江命令后，能采取果断措施，轻装疾进，中共中央和其他中央红军至少可提前一天半过江。然而，博古、李德等人没有这个智慧和本领，不知兵贵神速，错失了一次绝好的渡江机会。11月26日，部队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短短不到80公里，带着从中央苏区搬出来的“坛坛罐罐”的队伍，竟整整走了4天，全然没有意识到每拖延一分钟就要增加前方红军将士更多一分的伤亡。同样的路，红六军团此前用了4天，而中央红军用了11天，致使红军掩护部队成建制地被敌击散，蒙受惨重损失，使湘江几成红军绝地。
缺乏统战远见，再次错失良机李德等人不仅在军事上瞎指挥，而且根本不懂得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扩大敌人的内部分裂，孤立和打击主要的敌人，创造对我有利的环境。国民党军阀间的貌合神离，曾给红军留下过顺利渡江的机会。可惜李德等人对敌情的这一重大变化并不了解，继第五次反“围剿”时没利用好“福建事变”那一转机打败敌人“围剿”的极好机会之后，红军又丧失了一次突围的机会。不幸却又万幸的是，湘江惨胜引起了全党全军的极大震撼、悲愤。接连的失地、丧师迫使他们思考红军的出路在哪里，革命向何处去。更重要的是，红军战士的英勇奋斗为革命保存了珍贵的火种，并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从而在组织上,槊,泽东的复出和“左”倾路线的灭亡做好了实践和思想上的准备，使得中国革命转危为安。没有苦难，何来辉煌，无论是教训还是功绩，80多年前湘江边的这场生死决战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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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湘江战役党课文档
会议由陈蕊老师主持在会议开始陈老师首先简要的讲述了自己对信仰这部纪录片的观后感继而邀请我系新任党总支书记陈雅琴老师进行讲话陈书记指出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生活在如此和平安逸的环境中学习生活都是无数革命党人在革命战争时期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
学习党课信仰心得体会
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通过讲述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共产党员坚持理想信念、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感人故事。下面是店铺为大家准备的学习党课信仰心得体会，希望大家喜欢!学习党课信仰心得体会范文篇1
大型纪录片《信仰》诠释了中国人是如何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如何坚守信仰，如何取得信仰的胜利。历史选择毛泽东和蒋介石代表各自的阶级和政党，用手中的枪杆和心中的信仰，用对历史的感触，和对未来的预测，在饱经风霜的中国大地上，在进行一次猛烈的碰撞，中国的命运也就取决于这两种信仰的博弈。这种信仰成了中国人寻找一条民族独立和现代化的道路的力量之源。yxi.cc
这部纪录片让我重新认识了我们伟大的党，以及那始终引导我们坚定不移的信仰。1920年，《共产党宣言》创造了共产党信仰的起点。1992年，邓小平曾经回忆说：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党ABC》，正是以《共产党宣言》为起点，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不停的追寻，坚守自己的信仰，发挥了他永恒的魅力。
九十年前，南湖澎船里的仁人志士悄然酝酿着时代的蓝图。开天辟地慨而慷。《共产党员宣言》确立了中国人民自己的信仰，在这种力量的支持下，民族先锋队开始了救亡图存的伟大探索，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共产党宣言》引导彭湃从一个富家子弟走向革命之路，从他烧田契开始，已经开始绽放出信仰之光。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正是对马克思主义坚定的信仰，揭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新篇章。
有了信仰，还要坚守，正是有无数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坚守自己的信仰，才换来今天的幸福生活。聆听着片中的入党誓词，再次心潮澎湃，历经各种时期，党的誓词也在不断修改，但毛泽东主席添加的“永不叛党”一句从未更改。绝大多数共产党人在用生命捍卫
自己的信仰。方志敏曾写过：死，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他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说道：中国一定有个可爱的光明的前途。正是由于像他这样对信仰的坚守，他心中的光明前途现在已经出现。当然，不是所有的共产党人都能坚守自己的信仰，像陈公博、张国焘等人，他们终将被历史所唾弃。
中国共产党创造历史奇迹靠的是什么?就是信仰。湘江战役陈树湘断肠而死，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毅的“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表达了对信仰的忠诚，张思德的为人民服务，刘胡兰的“怕死不是共产党员”，无不是对信仰的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共产党得到了人民的拥护。
从苏维埃到民族解放，从新中国到五星红旗，无数革命先烈前赴后继去实践自己的信仰，共同的信仰让人们凝聚起来，为信仰而奋斗，就是为未来而奋斗。
我深信，在信仰的照亮下，在旗帜的指引下，我们将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学习党课信仰心得体会范文篇2
曾经，在念大学的时候，"信仰"对我而言是很空、很大，虚无缥缈，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从未认真考虑过自己的信仰是什么?自己应该追求怎样的信仰?但当我踏上区妇联的工作岗位，成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我开始有了一种信仰，那种信仰激励我全身心的投入工作。特别是近日，在支部的组织下观
篇三：湘江战役党课文档
从红军长征历程看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
同志们,
根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安排,今天我围绕“从红军长征历程看共产党人的信仰追求”这个主题和大家进行交流,主要讲三个方面。
一、哪几支队伍参加了长征
红军长征在我们小时候的记忆里,好像就只有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央红军。其实不然,参加长征的红军共有“三方四路”:①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②红二方面军(红六军团);③红四方面军;④红二十五军(小长征)。长征初期应该是六路,另外两路就是“探路”的红二军团、“诱敌”的七军团。这四路红军长征出发的时间不同,长征的路线不同,到达陕甘的时间也不同。大概情况如下:①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江西瑞金、福建长汀等地出发,经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西康、甘肃、宁夏,于1935年10月到达陕西吴起镇结束长征;②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从湖北出发,经河南、陕西、甘肃、宁夏于1935年9月到达陕北结束长征;③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北部突破嘉陵江西进,经四川、西康、甘肃(期间因张国焘错误指导的干扰在川西和西康往返行动,三过草地),于1936年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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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到达陇东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④1935年11月,红二方面军的前身红二、六军团从湖南桑植出发,经贵州、云南、四川,在甘孜同红三十二军会师合编为二方面军,最后经青海、甘肃,于1936年10月在甘宁交界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各路红军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红一方面军
中央军事顾问:李德(34岁)
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博古(临时中央负责人,27岁)、张闻天(34岁)、毛泽东(41岁)、朱德(红军总司令,48岁)、周恩来(红军总政委,36岁)、陈云(29岁)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4人:王稼祥(红军总政治部主任,28岁)、刘少奇(36岁)、邓发(28岁)、凯丰(28岁)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42岁)
红一方面军下辖两个纵队、五个军团。
1.两个纵队。即军委纵队(4893人)、中央纵队(9583人)。两个纵队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组成的,主要由机关、老弱小和女同志组成。
司令员叶剑英(37岁)、政委陈云(29岁)。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27岁)、第二梯队司令员兼政委何长工(34岁)、第三梯队司令员兼政委武亭(29岁,后为李维汉,38岁)、第四梯队司令员陈赓(31岁)、政委宋任穷(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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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红一军团。共19880人。辖3个师即第1、2、15师。军团长林彪(28岁)、政委聂荣臻(35岁)、政治部主任罗荣桓(32岁)、参谋长左权(29岁)、保卫局局长罗瑞卿(28岁)。第1师师长李聚奎(30岁)、政治部主任谭政(27岁)、第1团团长杨得志(24岁)、第2团政委邓发(24岁)。第2师政委刘亚楼(23岁)、第4团团长耿飙(24岁)、政委杨成武(20岁)、第5团政委赖传珠(24岁)。第15师(原少共国际师)师长彭绍辉(28岁)、政委萧华(18岁)。
3.红三军团。共17805人。辖3个师即第4、5、6师。军团长彭德怀(36岁)、政委杨尚昆(27岁)、李富春(34岁)、参谋长邓萍(26岁)。
第4师师长张宗逊(26岁)、政委黄克诚(32岁)。第5师师长李天佑(20岁)、政委钟赤兵(20岁)、第10团政委杨勇(22岁)、第11团政委张爱萍(24岁)、政治部主任王平(27岁)、第12团政委苏振华(22岁)。第6师师长曹里怀、政委徐策。
4.红五军团。共12168人。辖37、38、39团,长征出发前夕整为辖2个师即13师、34师。军团长董振堂(39岁)、政委李卓然(35岁),中央驻五军团代表陈云,参谋长刘伯承(后为陈伯钧)。该军团人员多数原为国民党第26军,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爱国将领的带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
5、红八军团。共10922人。辖第21、23两个师。中央代表刘少奇(36岁)、军团长周昆(32岁)、政委黄苏(26岁)、参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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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张云逸(42岁)。湘江之战严重受损,取消建制,后并入五军团。
6、红九军团。共11538人。辖3个师即第3、第14、第22师。军团长罗炳辉(31岁)、政委蔡树藩(29岁)、参谋长郭天民(29岁)。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0日晚间出发,共约86789人,是红军的主力部队,也是国民党军重点剿灭对象,经历的艰难险阻最多、最艰苦,牺牲的人员也最多(1935年9月12日,中央红军到达哈达铺,红三军团仅剩2000多人。彭德怀在对原三军团的干部讲话时,哭了),同时影响也最大。历时一年,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结束长征,最后只剩下7000多人。
(二)红二方面军
总指挥:贺龙(38岁)
副总指挥:萧克(26岁)
总政委:任弼时(30岁)
副总政委:关向应(32岁)
参谋长:李达(29岁)
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命令由任弼时、萧克、王震带领红六军团提前撤离湘赣根据地,向湖南中部转移开始西征(周恩来当时提出叫“探路”)。10月底,转战80多天后,与贺龙的红二军团在黔东会师后,于1935年11月19日从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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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植县刘家坪等地出发,于1936年7月初在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15日,红二军团、红六军团和32军(32军即红一方面军的第9军团。1935年6月,红一、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中革军委将红一方面军的第1、3、5、9军团改称为第1、3、5、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1936年10月22日,在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1.红二军团。辖1个师、1个团。军长贺龙(兼任,后孙德清代)、政委朱勉之。师长王炳南、政委陈协平;警卫团团长贺佩卿,前身就是贺龙在湖北洪湖一带建立的洪湖赤卫队。
2.红六军团。辖2个师即第17、18师;军团领导机关成立后,17师师长萧克(26岁)、政委王震(26岁)、参谋长谭家述(25岁)。18师师长龙云,政委甘泗淇。出发时大约1.7万人,到达陕北时1.1万人。
(三)红四方面军
军政委员会主席:张国焘(37岁)
总指挥:徐向前(33岁)
副总指挥:王树声(29岁)
政委:陈昌浩(28岁)
政治部副主任:傅钟(34岁)
共有8万余人,到达陕北约1.2万人;下辖5个军(人多枪多,和中央红军差不多)。
1.红四军。辖2个师即第10、11师。军长王宏坤(2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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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军长许世友(29岁)、政委周纯全(29岁)。第10师师长陈再道(25岁),第11师师长张才千(23岁)。
2.红九军。辖2个师即第25、27师。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27岁)、政治部主任王新亭(28岁)。
3.红三十军。辖3个师即第88、89、90师。军长程世才(22岁)、政委李先念(25岁)、政治部主任李天焕(22岁)。
4.红三十一军。辖3个师即第91、92、93师。军长王树声(兼,29岁)。
5.红三十三军。辖3个师即第97、98、99师。军长王维舟(47岁)、政治委员杨克明。
1935年3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西进。5月为迎接中央军委,西进至松潘、茂县一带。6月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其中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带队,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带队,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行动。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先行北上,掩护左路军主力跟上北进。但张国焘按兵不动,9月9日晚至9月10日凌晨2时,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军大学出发北上,与红四方面军分离。此后,红四方面军(左路军)南下,先后转战川康边和康北地区,直到第二年1936年7月上旬在甘孜与贺龙率领的红二方面军会师北上,于1936年10月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结束长征。
(四)红二十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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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长:程子华(29岁)
副军长:徐海东(34岁)
政委:吴焕先(27岁)
辖4个团即223团、224团、225团和手枪团。
1934年11月16日,中共鄂豫皖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率领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开始长征,并创建了鄂豫陕根据地。1935年7月,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北上,西征北上,于1935年9月15日最先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结束长征。出发时共约2900人,到1935年创建鄂豫陕苏区发展到了3700余人,是长征中唯一增员的红军。
1934年7月6日,红七军团3个师约6000余人,在军团长寻淮州、政委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的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企图调动敌人的“围剿”部队回援,以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但由于兵力太少,未能牵动敌人。后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不幸在怀玉山陷入王耀武的补充旅和追赶上来的敌军重重合围,不但没有调开敌人,反而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几乎全军覆没,仅存的约400人在粟裕、刘英的率领下突出重围。军团长寻淮州负伤壮烈牺牲,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等被俘,蒋介石密令顾祝同等人多次劝降不成,仅顾祝同就亲自三次劝降,次年(1935年8月6日)方志敏、刘畴西秘密杀害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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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胡天桃被俘后与王耀武有一段非常著名的对话,这段对话令王耀武想了二十五年也没想明白,王耀武1948年在粟裕带领的华东野战军发起的济南战役中被俘,1959年国庆十周年被特赦。而胡天桃在对话中表现出来的泰山般的意志和决心,永远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1948年9月16日,差点被王耀武所俘的粟裕指挥32万大军重兵合围济南城,而守城的正是当年追击红十军团的国民党补充旅旅长、时任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14年前的生死对手再度交锋。济南战役打响时,粟裕大将一定想到了战死的寻淮州、被枪杀的方志敏、刘畴西、慷慨饮弹的胡天桃。粟裕亲自拟定攻城部队的战斗口号:“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8天后,济南城解放,王化妆出逃,在寿光抓获。“捷报飞来当纸钱”,那些在天的英灵们,一定有知!
二、红军为什么长征
1927年中国共产党开始领导土地革命并创建红军后,一直以受到大革命深刻影响的南方地区为主要斗争地区。1931年11月7日,赣南瑞金城内举行了一次“开国大典”,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从此,“毛主席”一词传遍天下,瑞金在三年时间也成为全国革命首都,人称“北京南京,比不上瑞金”。
1931年至1933年间,除了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外,国内还有鄂豫皖、湘鄂西、川陕边、湘赣、湘赣鄂等十几块苏维埃区域,革命根据地总人口近1000万,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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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近30万人。
1931年3月,顾顺章护送张国焘、陈昌浩前往鄂豫皖苏区后,绕道武汉化名登台表演魔术,被叛徒认出来而被捕,随即叛变。虽然钱壮飞事先得到情报避免了一些损失,但上海的中共中央还是遭到巨大损失。恽代英本来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恽代英的真实身份,因顾的指认旋即被处决。顾亲自带人带香港,抓获了时任政治局常委的蔡和森,被惨遭杀害。1933年,陈赓在上海治好腿即将返回苏区时,也落入顾布下的陷阱。只因陈赓早年对蒋有救命之恩,在宋庆龄等人的营救下,蒋才对陈赓特赦,陈才逃过一劫。许多同志由此而被害。顾的叛变被称为我党历史最危险的叛变。顾的叛变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主要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这是中共的“正途”。在顾叛变以前,让中共中央迁往乡下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也没有谁主张把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连遭失败,工人运动连遭镇压,最终工作重心才从城市转向了农村。
1933年初,因顾顺章叛变,中共临时中央在上海的白色恐怖下难以立足,被迫迁移到瑞金。此时的中央苏区发展到全盛阶段,由21县300万人口,由红一方面军改成的中央红军将近10万,应该说形势一片大好。但是,到了1934年秋天,为什么中央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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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要被迫放弃根据地呢?原因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条。从外因上看,主要是国民党对我根据地“围剿”的加强,“铁桶计划”的实施;从内因上看,主要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的严重存在,尤其是军事指挥的严重错误,导致第五次反围剿的彻底失败。
(一)外因—国民党的全力“围剿”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东北,国民党当局却鼓吹“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采取“不抵抗”政策,集中力量“围剿”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1932年秋天,蒋介石亲自督师“围剿”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根据地,当地的红四方面军主力未能打破围攻而突围转移到川陕边区。与此同时,原来活动在洪湖地区的红三军也被迫放弃湘鄂西根据地,转移到湘鄂黔边山区游击作战。从1933年起,蒋介石又集中50万兵力“围剿”以江西瑞金为红色首都的中央苏区。这次“围剿”时,国民党军吸取过去的教训,不再长驱直入,而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蒋介石同德国顾问赛克特制定的“铁桶计划”),逐步压缩根据地,以图涸泽而渔。
(二)内因—中共中央出现左倾错误
面对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临时中央以及完全不懂中国实际的洋顾问(“国际顾问”李德)改变了过去毛泽东等人实行正确的战略战术,照搬苏联模式,实行“堡垒对堡垒”、阵地防御、短促突击的战术,以己之短对敌之长,奋战一年仍无法打破敌军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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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铁桶计划”决定于1934年11月发起总攻。此时,国民党广东系将领莫雄担任德安地区专员兼保安司令,他身边的项与年是中共中央特科派出人员。9月下旬,莫雄到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得知“铁桶计划”,马上通知了项与年。项与年扮成教书先生,带着用特种药水抄写有“铁桶计划”要点的四本学生字典,用六天时间赶到瑞金向老上级周恩来报告。至1934年秋,中央苏区被压缩到只剩下七个县,10万红军被50万敌军围困在方圆不过一百余公里的范围内,最终不得不选择突围,开辟新区。
此时,红军被包围的地域狭小,陈毅形容“拿梭镖一捅都能戳穿”,南线的广东军虽停止进攻,其他三面的中央军却即将总攻。在危急形势下,临时中央最后下决心,利用广东军阀陈济棠在赣粤交界处有意放开的通道,于10月中旬以主力突围西征。中央红军虽然成功钻出了蒋介石的“铁桶”,却毕竟撤出了奋斗多年建立的根据地,陷入无后方作战。
整个撤出苏区的重大决定,一开始毛主席就没有参与。三人团就红军突围紧张筹划并且激烈争论的时候,被排斥在核心圈外的毛泽东,每天天不亮就在会昌城外爬山,并有一首《清平乐》:“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1958年,毛主席对这首词作批注:1934年,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但从毛主席这首词来看,我们从中看不出他的心情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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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见危机,又眼见自己的意见无人听,甚至无人来询问自己,内心之痛苦,常人是无法察觉的。
后来有人说,当时的领导人博古等人,不想让毛参加主力红军突围。这种说法与事实不符。
10月2日,即在长征开始前,毛给三人团写了一封信,要求带一军团和九军团部分官兵留在苏区打游击,请中央批准,几年后以崭新的面貌迎接中央回苏区。看完信后,博古找周商量。周坚决不同意,第二天一大早,周带着警卫员,冒着小雨,披着蓑衣,骑着马去于都找毛谈。第三天周回到瑞金,只对博古说了一句话:他同意随队转移了。
几个字的一句话,多么简单又多么的重大而又深远。此时离中央红军出发已不到10天。和毛谈了些什么,周没有对博古说。据周的随行警卫员后来回忆,周毛在毛的住处一直谈到深夜,警卫员送水都不让留在屋里,四个警卫员戴着斗笠,披着蓑衣,在屋檐下站了大半夜。这同样是决定中央红军命运的一个夜晚。
如果毛没有参加后来演变成长征的突围,中央红军的命运将会怎样?如果毛留在了苏区坚持斗争,在那种空前严峻的白色恐怖下,毛的命运又会怎样?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也没有假设!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周说服毛随队长征,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极其重大,怎么说都不为过。
三、“三方四路”会师的简要情况
四路红军从不同的时间、在不同的地点、经不同的路线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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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历经艰难险阻,最后都到达了陕甘会师。据统计,参加红军的各路红军曾经历七次会师,其中在西北高原上的三军(主力)大会师,是最有历史意义的一次主力红军会师。这七次会师,如果按时间顺序,是这样的:
①1934年10月,红六军团(“探路”的一路,1934年7月23日出发)与贺龙的红二方面军在黔东会师,开始长征。
②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懋功会师。
③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刘志丹的红26、27军在陕北的延安附近会师。
④1935年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吴起镇。11月6日,在甘泉的象鼻子湾与和红十五军团会师(徐海东、刘志丹)。
⑤1936年7月1日,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会师。
⑥1936年10月9日,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
⑦1936年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甘肃静宁县将台堡会师。
关于会师地点的选择,有一个小故事:
对于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中共中央在讨论时曾有一个带寓意的说法。当时毛主席回顾了头一年(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说:“上次和张国焘会和选了两河口,结果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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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镳了,这次再不能重蹈覆辙。”周总理当时接着说:“会宁是陇东重镇和交通枢纽,北控靖(远)海(原),西障定(西)临(夏),南蔽秦(安)通(渭),东跨隆(德)泾(源),素有‘秦陇锁钥’之称,古代是中原通往西域的必经之路。”周认为,主力选在会宁会师即占领了交通枢纽,能掌握战略主动权。毛主席随即点赞会师点的地名,说:“会宁,好地名,好地名啊!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结束长征后,残存约8万人。同年底,红四方面军部分主力(约1/2),加红一方面军的五军团组成的“西路军”约2万人西渡黄河,向甘肃河西地区前进,想打通苏联的国际交通线。在经宁夏、甘肃、青海时,消灭了总数超过自己数量的马家军。但又先后于1936年12月、1937年1月和3月,遭马家军的歼灭性打击,几近全军覆灭,残部大约400人。在李先念的带领下,于1937年4月到达新疆的星星峡,被新疆军阀盛世才缴械俘虏。
1936年12月12日(“丙子双十二”),西安事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
1937年8月25日,北方的工农红军改编为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为“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15师,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南方的红军游击部队和南方八省的游击队则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为“新四军”),全部投入名义上的国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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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八路军和新四军仍为我党牢牢掌握。
下面我重点和大家说一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的情况。按时间顺序说三个方面基本情况,即会师、分歧、分开。
(一)会师
1.先头部队会师。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一军团二师四团翻越夹金山,与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八十八师会师。
8个月的艰苦征战,行程万余里,中央红军不知倒下了多少烈士,前面遇到的不是险峻的高山大河,就是重重堵击的凶恶敌人,这回终于在前面出现了自己人!两支部队拥抱握手,发出了山谷共鸣的欢呼。这些令我们无限崇敬的钢铁汉子热泪夺眶而出,其中所包含的意之切、情之深,是我们这些今天的后人所无法想象的。
大家知道,一军团本来就是中央红军的主力,二师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更是主力中的主力。三十军也是四方面军的主力部队,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也是主力中的主力。工农红军的两支头等主力热情相聚,王开湘和熊厚发紧紧拥抱。
王开湘(1908—1935,江西弋阳人),当年才27岁,是中央红军的一员猛将,遵义会议后接替耿飚为四团团长,一路先锋一路烈火,以行动快速和决心果断为特点,使红四团威上加威。1935年9月17日,林彪亲自到四团指挥,王团长则率领两个连突破腊子口。
熊厚发(1914年—1937年,湖北大悟人),当年才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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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四方面军的一员猛将。17岁当营长,19岁当团长,20岁就是主力师的师长。四方面军所有主要战斗无所不与,如此年轻就成为四方面军中的著名将领。
可惜的是,我们十分崇敬的两员猛将都没能看到将来。4个月后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吴起镇,王团长突患伤寒。11月上旬在医院不堪忍受病痛,这位长征先锋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熊师长于1937年3月在西路军最后的战斗中,负伤被俘,被马步芳用大炮轰死在青海西宁。
2.彭、徐会面。1991年11月出版的《徐向前传》,详细描述了彭德怀和徐向前两支部队主要指挥,在维古河渡口会面的的情形:
“这时河对岸出现了一支蜿蜒而来的小队伍。走在前面的一个人体魄健壮,中等身材,穿一身灰布军装,戴一顶斗笠,走到岸边后直向徐向前等人挥手喊话。徐也挥动八角帽答语。但因水声太大,谁也没听清对方说了些什么。彭、徐虽都知道对方,但两人从未见过面,所以谁也不敢断定对方就是要会见的人。过了一会,彭朝徐打了个手势,接着扔过来一块小石头,石头上用细绳拴着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我带三军团一部,在此迎候你们!--彭德怀。徐高兴极了,马上从记事本上撕下一页纸,正正规规写上:我是徐向前,很想见到您!也拴在这块石头上甩过河去。彭得知对岸就是徐,高兴地挥动大斗笠,频频向徐亲切致意。”
当天,通信部队想办法在河面拉起一条电话线,彭、徐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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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通了电话,互相问候。徐定次日在河上游一个叫亦念的地点见面。第二天见面时,这个地方的铁索桥也遭破坏,双方仍然只能隔河相望。徐的随从在一段河面找到了另外的渡河工具--溜索,一条绳索横贯河岸,上面悬挂着竹条筐,里面坐着一个老乡,正向对岸滑来。徐因急着同彭会面,等那老乡下来,就急着像老乡那样坐进筐子,用脚往岩石上用力一蹬,向对岸滑去。刚到对岸,徐就急着跳出筐子,彭德怀快步迎上去,两人紧紧握在一起。彭风趣地说:“徐总指挥,还不知道你会这一着啊!”,徐说:“我这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啊!”弄得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
两位威震敌胆的红军将领,用石头和箩筐完成了这次情真意切的首次会面。
3.毛、张会师。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这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最主要也是最重要的是毛泽东和张国焘的会见。
1960年10月,毛主席在中南海住宅的书房里,又一次会见了来自西方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二十四年后的重逢使他们激动不已,两人连续谈了好几天,时间长达九个小时。谈话的氛围非常友好愉快,斯诺却以他职业的敏感,感觉到毛主席由内心深处的某些隐忧。虽然当时中国正处在三年自然灾害,加之苏联突然翻脸,国内形势确实不太乐观,于是斯诺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只有斯诺才敢问的问题:你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什么时候?出乎意料,毛主席表情凝重地说:“那是1935年长征途中,在草地与张国焘的斗争。当时党面临分裂,甚至有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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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途未卜的内战。”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在谈到与张国焘的分裂时说:“那时靠剑英,不忘记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可见这件事在毛主席心中的分量
为了两军会合,毛亲自为一军团定了三条标语:①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②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③欢迎张主席。张主席也给毛发了热情洋溢的电报。
毛、张都是著名的红军领导人,都在蒋介石通缉的共产党要人名单里名列前茅。两人在两支主力红军中享有无可置疑的权威,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两人都敢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内具有领袖才能的人物。
1935年6月25日,张从茂县经汶川、理番到达两河口。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几十人赶到3公里以外的地方远迎。(张的回忆:在离抚边约3公里的地方,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及高级军政人员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候我们。)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实际领袖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如此之远,去欢迎党内另外一位领导人物。
张很风光。与中央领导人坐担架不一样,他骑着一批白色的高头大马,在十多名卫士的簇拥下,由远及近疾驰而来。
【说明】毛、张相遇第一次是1918年。毛首次到北京,经杨昌济介绍给李大钊,被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当临时工,此后争取到旁听生的资格。而张当时是北大理工预科三年级的学生,而且是学生中的风云人物,正在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每天晚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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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房间都是激进学生聚集地。张对毛最早的记忆不是来自身边的北大图书馆,而是毛回长沙后办的那份全国出名的《湘江评论》。两人第二次见面是在党的一大会议上,由于当时“南陈北李”都没有来,张成了一大的主持人(大会执行主席)。而毛在一大上是担任记录。在北大图书馆是记录每天到图书馆读者的姓名,现在又记录每名代表的发言。后来成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张国焘,下设北方、湖南、武汉、广东、山东5个分部,毛在湖南分部当主任。此后,张长期居于中共中央的核心领导地位。
只有在1927年8月的“八七”紧急会议上,毛和张的地位才算扯平了一些。张因八一起义牵连(八一起义前,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名义去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企图阻止暴动。在周恩来、恽代英的强烈抗争下,张国焘才被迫服从大家的决定。为此,他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严厉批评。),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因筹划领导秋收起义被提升为中央候补委员。但这个平衡没有维持多久。秋收起义后因为没有按共产国际的要求攻打大城市长沙,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提议,取消了毛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当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毛的好友和支持者瞿秋白被迫同意这一建议。消息传到井冈山,还误传成毛被开除党籍。
由此可以看出,资格如此之老却又比毛年轻四岁的张,其内心的优越感即使不说、不表现出来,那也是巨大的。
(二)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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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两河口握手之前,毛与张的分歧已经存在。
6月16日毛致电张,提出回合后的战略方针: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适当时期组织一部远征军占领新疆;目前则在岷江以东,向着岷、嘉两江之间发展。第二天,张回电,同意向陕川发展,但不同意“目前计划”,认为中央来电提出的岷、嘉两江之间地形给养都不利于大部队行动,眼前暂时有利于向南进行发展。
一个要向北,一个要向南,有分歧是正常的。一方长途跋涉,一方长期据守,各自对地形的分析判断,对本身实力等综合估量都会有差距,出现分歧是正常的。通过讨论和比较也不难解决,问题是不能加入其他因素。后来有人说张不愿北上,提出远征军占领青海、新疆,这不符合实际事实。首先提出远征新疆的不是张,而是毛。但张第一个也是第一次把实力因素加入到争论中来,问题被迫大大复杂化、严重化和激烈化了。
最初大家面对争论,还是按党内通常的方法去寻求解决。毛、张会面的第二天,政治局在两河口一个喇嘛庙里召开扩大会议,以三天时间专门讨论两军会和后的战略方针问题。
会议由周恩来做目前的战略方针的报告,结论是要往“地域宽大便于机动、人口较多便于扩红、经济相对好一些”的地域发展。东过岷江,川军有130多个团;向西北是一片广漠的草原。可走的路只有一条,就是北向甘肃,去川陕甘。那里道路多、人口多、山少,必定也会遇到敌人,但可以用运动战消灭敌人。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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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上也同意了周的报告,当时的会议记录最后写道:全体通过周的战略方针。
会后,张似乎不特别经意地问周,一方面军还有多少人。周坦率地告诉他,遵义会议时有3万多,现在可能不到了。1972年6月周回忆这一幕时,依然印象深刻。他说,张一听脸色就变了。张太懂得数字的含义了,这意味着会和的两个方面总兵力10万人左右,大概有近80%都是四方面军的人。
实力开始潜移默化地进入刚刚开始的关于前进方向的争论。张国焘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实力带进中革军委,然后带进政治局,他的个人野心就这样膨胀起来。
中央红军的实力在一、三军团,林、彭成了张重点(拉拢)工作对象。张派秘书黄超去看彭,说张很知道彭,还给彭带去了几斤牛肉和几升大米,还有二三百块大洋。对林估计也送去了同样的东西,说了同样的话。聂帅回忆,一次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吃完饭,陈昌浩说林彭同志先走,聂留下来谈一谈,一谈就是对遵义会议、会理会议的态度看法。
张不同意这两个会议,实质是不承认毛当时有比他还高的党内地位(毛在遵义会议增选为常委,张当然不服气)。因为林、彭在会理会议上挨了毛的批评,张不同意这个会议,实质是拉拢林、彭,想对毛釜底抽薪。
毛其实很照顾到会合后四方面军强大实力的。6月29日,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张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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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革军委委员。
7月3日李富春等领导组成中央慰问团去四方面军驻地杂谷脑慰问。张对李表示对中共中央不满,要求“充实红军总司令部”。李富春鉴于事情重大,7月6日致电中共中央报告了张的要求,请中央考虑。7月8日,张国焘在杂谷脑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抓住《前进报》批评“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在会上攻击中共中央,并以此为口实,挑起了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与中共中央的对立情绪。
【联邦政府事件的来历】此前在两军会合之前的5月30日,张国焘在茂县宣布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认为从此“树立了西北革命的中心,统一了西北各民族解放斗争的统一领导,从此南取成都、重庆,北定陕、甘,西通青、新,进一步与中共中央红军西征大军打成一片”。两军会合后没几天,凯丰在《前进报》上发表《列宁论联邦》,批评了张国焘成立“西北联邦政府”这件事。凯丰何许人也?和张国焘同是萍乡老乡,只是资格甚浅。大革命失败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30年回国才转为中共党员,其人性格脾气都很冲。遵义会议时死不认错,还鼓动博古不要交权。比较年轻,当时刚刚29岁,斗争热情极高,缺乏策略,在《前进报》上发的那篇文章,从时机看不好,从效果看更不好,有副作用。
能镇住张这一套的只有毛泽东。虽然党内任职资格无法与张相比,但毛在工农割据、开辟红色根据地方面,党内也无可匹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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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1931年进入鄂豫皖苏区的时候(顾顺章送护张、陈去的。顾顺道武汉表演魔术,被叛变的手下认出来被抓,即日也叛变,差一点让上海的中央机关被“一锅端”),毛泽东军事思想已经在中央苏区四年多的辗转斗争中成熟了。但此时毛泽东依然在让步、后退。
7月8日,张国焘组织召开四方面军高级干部会议后,第二天即7月9日,张向中央提出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人员名单,要陈昌浩出任总政委。并要求敦促政治局“速决速行”。7月10日,毛、周、朱致电张,“切盼四方面军各部速调速进,分路迅速北上,勿再延迟,坐令敌占先机”,并望他速到芦花集中指挥。同日,张致电中共中央,亲自提出“宜速决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
一方急着北进,一方毫不着急,“顾左右而言他”。
7月16日,中央红军攻下毛尔盖。张按兵不动。
7月18日,陈昌浩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由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任前敌总指挥,周恩来兼任参谋长,并说“中央政治局决大政方针后,给军委独断专行”,如果不这样“集中军事领导”,便“无法顺利灭敌”。
据当时在中央队担任秘书长的刘英1986年这样回忆那段非常时期: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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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当时由朱老总担任,他无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与周、王平起平坐又不甘心。闻天跟毛说:“把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说:“不行。他要的是抓军权。给他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要他坐上这个宝座,又麻烦了。”毛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说让他当总政委吧。毛的想法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不能全给他。同担任总政委的周一商量,周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觉得这样安排好,表示赞同。
我们的总理当时再一次负重。既然四方面军人多枪多,既然张国焘说不做人事调整便无法顺利灭敌、无法北进,为顾全大局,首先提出北上的周让出了红军总政委。
陈昌浩电告中央的当天(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军事会议,解决组织问题。最后决定:军委设总司令,国焘同志担任总政委、军委的总负责人,军委设小军委即常委,由四人增值五人,陈昌浩加入。中央作出了很大的让步。至此,遵义会议后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毛、周、王)终结。
张国焘在会上表情严肃,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实力正在发挥作用。他在会上还提出要选拔新干部,中央委员还要增加新人,被毛说服后没再坚持自己的要求。他的想法是不用坚持,他相信实力会持续发挥作用。
对自己实力的依赖,会把他带向哪里呢?
这次人事调整后,7月21日至23日,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会议,讨论四方面军放弃鄂豫皖,通南巴根据地的看法。毛说: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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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在鄂豫皖没有打退敌人,退出是对的。会议总的目的是团结张国焘,充分肯定了张和四方面军的功绩。但会议的视野过于偏向了过去,说中央红军放弃苏区是对的,四方面军放弃根据地是不对的。应该说,澄清这些复杂的问题还需时日,就像毛主席在遵义会议的成功之处在于首先解决的是燃眉之急的军事问题,不急于对其他历史问题作总结。而这次会议过于拘泥于其他问题,过于单方面用一些理论和原则去比照,客观上不同程度没有顾到甚至伤害了四方面军同志的感情。张国焘正是钻了这个空子,使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个人觉得这个会议造成的后果有点“火上浇油”的意味)否则,仅仅一个张国焘,纵有再大的野心也不会给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将红军混编为五个纵队北上。
没想到大军刚到毛尔盖,张国焘再次发难,立马就提出了对芦花会议的不满:他召集紧急干部会议,宣布中央执行的是机会主义路线,要求将四方面军的十几个干部分别批准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及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指责遵义会议是调和主义的产物,要求博古退出书记处和政治局,要求周恩来退出军委,不达目的不进兵。
矛盾空前尖锐化,张国焘依仗实力终于想和中央摊牌了。
8月4日至6日,为应付解决这一局面,中央政治局在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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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以南40里的沙窝召开会议。毛和中共中央再次决定退让,基本全盘满足了张国焘的所有要求。张还是不满足,被毛、周说服顶回去了。
由于时间的耽搁,胡宗南的主力部队已集结松潘,基本完成对红军堡垒式的封锁。中共中央被迫放弃松潘战役计划,决定改经草地北上。据此,红军总部决定:以集中在卓克基地区的四方面军主力和一方面军部分编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以集中在毛尔盖地区的一方面军主力和四方面军部分编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中央随右路军行动。
8月10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下达右路军分三个梯队蝉联北进,以便掩护左路军主力北上的作战计划。8月13日,总指挥徐向前亲自电告张国焘这一作战计划,但张却按兵不动。8月15日,中央致电张国焘,指示“应当力向北,万不宜抽兵回击抚边、理番之敌”。张国焘接电后终于从卓克基出发。8月20日,先头部队占领阿坝。
8月26日,右路军和中央开始过草地。
此时,周恩来的身体基本累垮了。开始以为是疟疾,后来才发现是肝脓肿。
彭老总咬牙一句“抬”!决定从迫击炮连抽人组成担架队,宁可丢掉一些装备,也要把病重的周恩来、王稼祥等人担出草地!这真是空前艰巨的任务:高山大川,磨烂鞋底,磨破脚掌,是因为地面的坚硬。草地却是湿软的地表,弥漫的水雾,无底的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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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啥也不带,如果没有向导带路,很容易陷入泥沼而不能自拔,更何况是还要抬人。
陈赓主动站出来担任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也站出来抬担架,别人怎么劝也劝不住!当时的人们都经过了长途跋涉,人人都缺吃少穿、冻饿交加。实际情况是抬担架的人,比躺在担架上的人已经强不了多少。杨立三和其他战士们一起抬着担架,迈过脚下的野草、泥沼和腐臭的污水,任风吹在身上、雨淋在身上、冰雹砸在头上,硬是把周恩来等人抬出了草地。
过草地欠下的这份情谊,周恩来终身难忘。1954年杨立三(总后勤部部长)因病去世,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也是谁也劝不住、拦不住,无论如何也要亲自给杨立三抬棺送葬,在场的人无不感动流泪。1961年,陈赓在上海病逝,总理因为抽不开身,特地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让邓颖超送给陈赓夫人傅涯,用以雕刻在骨灰盒外罩上,表达了周、陈极深的战友情谊。1974年彭德怀含冤去世,带着“里通外国、阴谋夺权”的帽子,骨灰被送出北京到成都。总理专门指示:要精心保管,时常检查,不准换盒,也不准转移地方,以免查找时弄错。当时已身患癌症并且处境险恶的周总理,仍然没有忘记雪山草地,真是用心良苦啊!1978年彭平凡,中央军委指示查找彭的骨灰,骨灰顺利找到了。此时,似乎预感到将来查找“以免查找弄错”的周总理,已经去世近三年。
(三)分开—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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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走出草地的右路军向包座地区之敌发起进攻,歼敌(伤、俘)胡宗南主力第四十九师5000余人,北上之门由此打开。跟随右路军前进的党中央,站在敞开的门边焦急地等待左路军的张国焘。
9月1日,张率左路军一部从阿坝出发,向中央所在地的班佑、巴西地区开进。9月2日,到达葛曲河附近,向中央致电说河水上涨,上下三十里没有徒涉点,停止前进。9月3日,再电告中央说“茫茫草地、前进不能,坐以待毙”,公开反对北上方针,要右路军和中共中央一起再返回南下,同时命令左路军的先头部队三天内全部返回阿坝。
危机到了最终要爆发的时刻!
9月8日开始,空气中充满了火药味。张国焘电令四方面军的三十一军军长詹才芳:“令军委纵队蔡树潘将所率人马转移至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电张国焘说“中央政治局正在考虑是否南进。毛、张都认为只要南进有利可以交换意见;周认为北进更有出路;我们也认为不分散主力为原则,左路军速来一起北进为上策,右路军南下为下策。请即明电中央商议,我们一定执行”。张回电徐、陈:要求右路军即行准备南下,并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问题。(明显透着杀气)徐、陈收到电报后,感到事态严重,经研究由陈昌浩报告了党中央。当晚中央主要领导通知徐、陈在周的住处开会,会后一致通过了向张国焘发出的电报。电报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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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是权衡左路军南下后的各种利弊,以及和右路一起北上的各种优势。电报落款是:恩来、落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时间是“九月八日二十二时”。
9月9日上午,张再次发电给陈昌浩、徐向前并转中共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决不可分开行动”。另外还背着中央密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军委将各军团互通情报的密码本收缴了,一、三军团和毛通报的密码本也收了,全部都只能和前敌总指挥部联络。
北进时,林彪率一军团和四方面军一部为先锋,距离中央队比较远,三军团走在右路军的最后与中央队最近。周、王因病都住在三军团,出于担心中央的安全,每到宿营地,彭德怀都要去看毛和其他领导人,还秘密派了最信任的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不远,以防不测。
身经百战的彭老总从空气中感觉出事态的严重,他觉得张国焘有野心,中央没有看出来。林彪已进至俄界地区,指望不上。身边的兵力只有三军团的几个团,中央领导人又基本住在前敌总指挥部。一旦有变,安全没有保证。粗中有细的彭老总当时密码本被收缴时多了个心眼,他让人另外编了密码本。当天他派武亭沿一军团走过的路劲去找林、聂。
事实证明,彭送密码本给林、聂,将一、三军团重新联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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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首尾呼应、交替掩护的战斗整体,是事变发生前极为关键的一招,林、聂在前方接到彭的电报后,立即做好了接应中央和三军团的所有准备。
9月8日,毛得知张得来电后,感觉事态严重,以周、王均在三军团为由,通知陈、徐到周住处开会,会后就留在了三军团。在这非常时刻,三军团成立中共中央和毛唯一可以依赖的武力。
9月9日,中央再电张国焘,恳切指出向北才是出路。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当天晚上24时,张复电陈、徐并转中央,仍坚持南下,不肯北上,并称绝不会做瓮中之鳖。
毛主席后来说,这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其实除了这年的九月九,在毛的一生中还有两个“九月九”。
一是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毛第一次实践“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在这一天,他与潘心源途径浏阳张家坊时,被当地清乡队抓住,要押送团防局处死。快到团防局(到200米的地方)时,挣脱跑到一个长满高草的水塘躲起来,才逃过一劫。
第二个就是1935年9月9日。27年9月9日是个人生命的危险,而35年的9月9日,则丢失苏区之后,长征走到最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和红军不是因为敌人包围而是因为内部分裂面临覆灭的危险。朱老总也回忆说,革命生涯中经历了记不清的坎坷困难,从来没有像这次那样心情沉重、惊心动魄。
9月10日凌晨2点,万籁俱静,毛泽东等人率三军团、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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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大学出发。前敌总指挥得知一方面军单独北进的情况后,急电张国焘。张于凌晨4时致电中央,称已获悉中央率三军团单独北上,表示“不以为然”,仍坚持南下,拒绝北上。
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是这样回忆的:
那天早上(9月10日),我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何畏当时在红军大学,他跑来问:是不是有命令叫走?昌浩说:我们没下命令,赶紧叫他们回来!发生了如此重大的事情,我愣了愣神,坐在床板上,半个钟头说不出话来。心想这是怎么搞得,走也不告诉一声,我们毫无思想准备,感到心情特别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此时,前面有人不明真相,打电话请示:中央红军走了,还对我们警戒,打不打?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我怎么办?我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也不能打!陈昌浩真是不错,当时完全同意我的意见,做了答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他是政委,有最后的决定权,假如他感情用事,下决心要打,我是很难阻止的。在这点上,不能否认陈昌浩同志维护团结的作用。
北进中再次出现险情。徐帅回忆。红军大学的政委何畏向陈昌浩报告说红军大学也跟着走了,陈立即命令他们停下来。红大的学员主要来自四方面军,接到命令后就停下来了。毛主席等人走在红大前头,见后头停下来了,便想问清楚是什么情况。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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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命令的是红大教育长李特,此人当过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脾气急躁,身上从不离枪。他带人追上来问毛主席:张总政委命令南下,你们为什么还要北上?跟随李特的几个警卫员,手提驳壳枪按着扳机,气氛十分紧张。毛主席冷静地说:“这件事可以商量,大家分析一下形势,看是北上好还是南下好;南边集中了国民党的主要兵力,北面敌人要薄弱些;另外,北上我们可以树起抗日的旗帜。说到这,毛主席话锋一转,对李特说:彭德怀带领的三军团就走在后头,他是坚决主张北上,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要南下,火气大着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千万不能红军打红军嘛!”
在此两军对峙、千钧一发之际,毛主席再次抬出了彭老总。李特脾气不好,彭老总脾气更爆!彭老总在红军中的猛将之名,面前的李特是十分清楚的。毛主席的这些话使他不能不有些顾虑,他没敢轻举妄动,只是带走了四方面军的学员。
第三个9月9日,我们在座的部分同志都经历了。1976年9月9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天下午4时,向全世界沉痛宣告: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去世。
两支主力红军分开后,双方都在想让对方知道自己的优势,都试图要求对方改变做法,并开展了相应的工作。张国焘的分裂行径,是我党我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分裂。朱老总后来回忆讲,从来没有像那次那样心情承重;毛主席甚至做了被打散,最后再到白区做工作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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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掌握控制的实力强大,共约8万多人。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与徐海东的二十五军会合后,也只有1.3万多人。论实力根本无法和张国焘相比。更何况,徐海东的二十五军原来就是四方面军留在鄂豫皖苏区的老部队,原来一直受张国焘领导指挥。张国焘在这支部队里面的影响到底怎样,这支部队对中共中央的态度怎样,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对徐海东了解多少心里并没有太大把握。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在多个场合多次表扬徐海东,说徐是“最好的共产党员”,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现在不少人以为张国焘的分裂纯系飞蛾扑火,自取灭亡,一开始就是孤家寡人。其实不是这样的,这是对历史的结论和当时面临的现实没有弄清,搞混了。
【简要介绍】张国焘同中共中央分裂后,为什么在第二年放弃伪中央和红二方面军一起到了陕北?
促使张国焘最终北上的因素应该说包括多个方面,但最主要的因素归结起来有三个。
1.借用了共产国际的威望和影响。
1935年12月,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已经十分恶劣,几乎达到了疯狂的地步。12月5日,干脆以“党团中央”的名义致电中共中央:“你们应以党的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的名义。”、“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等等,把分裂活动推向了顶点。此前的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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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国际派出联络中国共产党支部的张浩已到达瓦窑堡。(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因1934年6月、10月,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组织部长盛忠亮先后被捕叛变而中断。)毛主席此时表现出相当高水平的斗争艺术,安排张浩以“国际代表”这种第三者的特别仲裁者的身份致电张国焘:“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电报开门见山,此后连续几次致电张国焘“望兄熟思”。这些无疑是对张国焘当头一棒,他十分清楚共产国际这块招牌的权威。此后张致电张浩,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依然没有完全认错。
2.张国焘南下现实政策的破产。
应该说张为南下所做的准备是精心而全面的,口号也实惠诱人:“大举南下,打到天全芦山吃大米”。但张实惠几近庸俗,搞革命仅仅是为了吃大米吗?
由于四川的刘湘等人已做出主力红军已北上的战略判断,起初确实被张搞了个措手不及。四方面军(右路军)起初各方面都很顺利,但等川军和蒋介石反应过来之后,红四方面军逐渐暴露诸多方面的不足。
1936年11月16日的百丈关之战后,(此战我红四方面军与敌人血战七天七夜,击毙伤敌约1.5万人,而自身也伤亡近万人。)川军主力薛岳、周浑元、吴奇伟等中央军从不同方向步步压来,加之严冬临近,我红四方面军棉衣无着、口粮无继,而激战不停。几个月以后,四方面军由当初的八万多人锐减到四万多人,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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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失败正在证明南下政策的错误。1936年1月24日,张浩再次电告张国焘:“兄等对中央原则上的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对于长期偏于西南一隅、消息不灵的张国焘来说,这封电报的影响是重大的。共产国际至高无上的权威,长征后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地位的巩固,自己主张的南下政策面临的困境,都使张从来不缺乏的自信发生了雪崩般的崩塌。他后来在香港写的回忆录也说:“顾到朱德说留下转旋余地的意见,所以没敢把事情做绝。”他此时还有的最后一点自信很快也被蒋介石和刘湘挤走了。1936年2月,刘湘和国民党中央军再次对红四方面军发起强劲进攻,促使张更加迫切地认识到长期停留在川康地区的巨大危险性。此时中央再次致电张国焘,就四方面军的战略行动提出了三个方案:①北上陕甘;②就地发展;③南下甚至转向云贵川。电文指出第一方案为上策。朱德、刘伯承、徐向前、陈昌浩都赞成第一方案,张国焘第一次处于孤立状态。这里要特别提一提陈昌浩,身为四方面军政委,是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中的最主要支柱,张对陈的信任远远超过对徐的信任。在南下政策严重受挫的事实面前,陈开始动摇。特别是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出现,一封接一封电报,在莫斯科学习过的陈昌浩开始表示,要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而张还是不认错,3月15日在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反对毛、周、张、博的机会主义逃跑路线,主力红军毅然南下是完全正确的。”“任何暗中三五成群议论党的决议而发生破坏作用的现象,都要受到铁锤的打击”。死不认错的人,总把别人当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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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把自己当诸葛亮。
3.二、六军团和四方面军会合后,要求北上。
1936年7月1日,由贺龙、任弼时、萧克、关向应、王震、李达等率领的二、六军团齐聚甘孜,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由于二方面军力主北上,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加之张国焘看问题历来从实力出发:他看到中共中央掌握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掌握了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关系,不论是抗战问题还是统战问题都掌握了主动权;加之二、六军团的态度等综合几方面因素,里算外算都不占优势,最终只有痛下决心,取消第二“中央”,与二方面军携手北进。10月9日,朱德率部到达会宁,与前来迎接的一方面军会和。这位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军人不知经历了多少次生与死的磨难,而这一次是最特别的一次,激动地在和迎接的红一师师长陈赓握手交流时,止不住热泪盈眶。10月22日,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的率领下到达会宁的兴隆镇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胜利会师。
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今天,我们学习长征、了解长征,就是为了走好今天的新长征路。习主席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讲:“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
确实,长征最需要的就是理想信念。我理解,就是热血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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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精神。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其所言极是。我们可能会忘记红军纵横11个省区,行程25000里,一路硝烟一路战火;可能会忘记不尽的高山大河、狭道天险,国民党数十万大军左跟右随、围追堵截;可能会忘记红军内部的争论与妥协、弥合与分裂。但有一点我们一旦了解便永远无法忘记,这就是长征所展示的足以照耀千秋万代的不死精神和非凡气概。
今天我们既可以欣慰也可能抱怨,欣慰的是我们的先辈们用信仰和生命为我们创造了和平安宁的生活,可能抱怨的是今天像先辈那样的共产党人感觉越来越少了。但在我们心中自始至终还是不得不为之赞叹,不得不为之自豪: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曾经拥有过一批又一批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且我们现在仍然正在拥有,确信未来一定会拥有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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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四：湘江战役党课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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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020年专题党课讲稿：走好新时代铁路建设创新发展的长
征路
20**年专题党课讲稿：走好新时代铁路建设创新发展的长征路同志们：知史方能铭志，学史方能明智。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再到如今的20**年，这段历史让我们历历在目，并有着刻骨铭心的认识和感情，因为这段历史就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史，也是中华民族的奋斗史，学习这部浩然的历史长卷，能够帮助我们从中获取感知更多前行力量，进而坚定信念，勇于担当、奋发有为。下面，讲三个方面的问题。一、从回顾红色的历史年轮中，让我们清醒的认识到，是中国共产党成功拯救和发展壮大了中华民族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党史，是一部奋斗史，也是一部苦难辉煌史，从苦难中创造辉煌，让我们广大党员认识到了新事物发展之初的艰难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强大生命力。（一）中国共产党是在黑暗统治中应运而生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敲开了古老封闭满清王朝的大门，从此让中国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此让中华民族蒙受屈辱，中国人民饱受磨难。正当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出现衰败、山河残破、饱受欺凌，人民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这个“运”是指民族危亡之时，国家处于最黑暗之时，广大贫民百姓民不聊生，吃不饱穿不暖，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在没有任何指望的情况下，十三名有志青年为中华民族崛起，冲破各种障碍，凭借满腔热血、斗志大勇，走向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XXX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3号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有XXX代表李达、李汉俊；XXX代表张国素、刘仁静；XXX代表毛泽东、何叔衡；XXX代表董必武、陈潭秋；XXX代表王尽美、邓恩铭；XXX代表陈公博；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包惠僧受当时在XXX的陈独秀派遣，也参加了会议。他们来自7个地方，代表着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也列席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各地党组织的报告，起草了党的纲领和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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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晚，会议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的搜查，被迫转移到XXXXXX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中共一大在代表少、局势乱的背景下召开，但它的成功预示着一个伟大的政党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二）中国共产党在XXX会议中涅槃重生1934年11月，在湘江战役中，中央红军付出了空前惨痛的代价，由从XXX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多人。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继续向湘西前进。这时，蒋介石已判明红军的行动企图，在红军前进的道路上部署了重兵。在此危急关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当时军事态势，力主放弃原定北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改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薄弱的XXX前进，以摆脱敌人，争取主动。1935年1月初，中央红军分别从回龙场江界河、茶山关渡过乌江，1月7日晨，红军先头部队进占黔北重镇XXX。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还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就对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一些军团指挥员在作战电报、报告中提出批评意见，有些同志甚至同李德发生激烈的争论。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XXX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今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XXX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XXX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做关的转折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保证！（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壮大1941年和1942年，是世界法西斯势力最为猖獗的时期，是中国抗日战争极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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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在敌占区，日军以“清乡”为主，普遍建立汉奸政权，强化保甲制度，镇压人民的反日运动，进行奴化教育和政治欺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游击区，日军推行“蚕食”政策，大量修筑公路网、稠堡群、封锁沟、封锁墙和岗楼，制造“无人区”，以防止人民武装深入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对敌后抗日根据地，日军以“扫荡”为主，实行极其野蛮残忍的“三光”政策。在人民抗战的严重困难时期，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处于下降阶段。从1941年到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兵力由50万减少到40万，干部损失很多；根据地面积缩小了1/6，人口也从1亿降到5千万；生产遭到破坏，财政经济和军民生活发生极大困难，没有任何外援。这时几乎弄到没有衣穿，没有油，没有菜，没有纸，战士没有鞋袜，伤病员没有医药，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的境地。当时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宣称：华北的共产党军队败局已定。针对敌人进攻的新形势，1941年11月，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确定了敌后军民对敌斗争的方针是：坚持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采取一切斗争方式与敌人周旋，节省与保存自己的实力，以待有利时机。终于在1945年迎来了战略反击，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篇五：湘江战役党课文档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党课讲稿
回顾百年党史，我们党虽然经历了无数艰辛、磨难，但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中国共产党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我认为这个比喻非常贴切、到位。一个人如果没有钙可能站不起来，走不了路。一个政党如果精神上没有“钙”，这个政党肯定是软弱的、虚弱的，没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历经磨难而不倒，不断砥砺前行，正因为我们党是信仰结合体，每个党员都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人一旦有了信仰往往会迸发出惊人的能量。*同志曾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以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为例，当时红军总共翻越了18座大山，跨过了24条大河，进行了几百次战斗，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但正是因为我们的党、我们的红军有坚定的理想信念，进而迸发出了强大的斗争精神，才取得了人类历史的伟大奇迹。
2021年4月25日，来到位于广西桂林全州县才湾镇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向湘江战役红军烈士敬献花篮，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我们知道，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的壮烈一战，是决定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重要历史事件。在参观湘江战役纪念园时说的一段话，我觉得在当下具有巨大的时代价值和指导意义。他说，“为什么中国革命能成功？奥秘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在最困难的时候坚持下去，这样才能不断取得奇迹般的胜利。我们对实现下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应该抱有这样的必胜信念。困难再大，想想红军长征，想想湘江血战。”当前，我国面临的挑战很严峻，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始终保持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这样，我们党的事业才能无往不胜。
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为什么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以弱胜强？根本原因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长津湖战役中的“冰雕连”，很多同志都有所了解。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某部官兵埋伏在零下40摄氏度的阵地上，当战斗打响后，他们依然保持着整齐的战斗队形和战斗姿态，整个连队都被冻成了冰雕，这就是“冰雕连”的来历。现在，“冰雕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一座精神丰碑，永远镌刻在人民军队的史册上。
还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将领秦基伟将军曾讲，“上甘岭战役，是一场特殊的战役，它既是敌我双方军力的较量，又是两种世界观、两种价值观、两种思
想体系的较量。”可以说，抗美援朝的胜利是因为，我们用理想信念的软实力弥补了硬实力的不足。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理想信念也迸发出了巨大的创造力、生产力。新中国刚刚成立时，我国的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但经过我们党的艰苦奋斗，我们现在的工业发展是举世瞩目的。
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告诉我们，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什么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认为，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成功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农村包围城市、wz夺取政权。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立足中国国情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从而把握住了中国革命的规律。如果没有科学的思想方法，我们不可能探索出正确的革命道路。改革开放的成功同样遵循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什么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
我认为，实事求是蕴含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任何事物内部都有自身规律，学习和研究就是探索事物内部规律的过程，也是实事求是的过程。
面对陌生的事物，在我们没有接触的时候，心里一般会没有底，会感到畏惧，但是一旦我们了解它、熟悉它、适应它之后，就会减少或者消除这种畏惧感。其实，我们党在探索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初期，也经历了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经验有三点。
第一，注重学习。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我们要向书本学、向群众学、向实践学，不学习就无法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就不可能认识与把握事物的内部规律，也就很难保持自己的先进性。
如何学习？首先，要学习各种理论知识，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同志之所以能成为一代伟人，与他特别注重学习、善于学习有密切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有一大爱好就是读书，他钻研最多的书籍是中外历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等。
毛泽东同志在1937年完成了两大哲学代表作——《矛盾论》与《实践论》，这两篇巨作直到现在依然具有巨大的指导价值。各位朋友、各位同志可以读一读毛泽东同志的《矛盾论》《实践论》，这两本小册子揭示了很多事物的精髓，如果把这两本小册子读懂、读透，一定会促进我们的工作开展。
注重总结经验。比如，延安整风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结合实际，澄清了各种理论是非，从而使我们党在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路线的wz下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通过延安整风，全党确立了一条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第三，注重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践行实事求是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还说过，“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如果我们想做好一件事，最基本的要求就是对这件事进行深入的分析，弄清它的规律。
在毛泽东同志看来，一个合格的领导干部，应该是老实与聪明兼得。19*年，他在给刚刚就任*省副省长的老同学*的信中说：“我认为聪明、老实二义，足以解决一切困难问题”，“聪谓多问多思，实谓实事求是。持之以恒，行之有素，总是比较能够做好事情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我们的调查研究一定要和群众路线结合起来。
篇六：湘江战役党课文档
三一文库()〔长征中湘江战役的历史典故〕
湘江战役,指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从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突破了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的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今天小编就来分享一下长征中湘江战役的历史典故,相信各位读者会有兴趣。
▲长征中湘江战役的历史典故
寻访湘江战役古战场,被深深地震撼。
敌我力量悬殊,在被动的情况下,红军硬是靠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突破了30万敌兵设防的第四道防线,粉碎了蒋介石聚歼红军于湘江东岸的迷
梦。
那场“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战役,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无数烈士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长征铺垫了胜利前进的通途。
湘江战役在历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意义重大。湘江战役是长征的转折点,它不仅在军事上粉碎了敌人的阴谋,更重要的是,红军开始反思战略思想的错误,开始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湘江战役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70余年过去了,历史的沧桑早已淹没了昔日的硝烟,但湘江精神的旗帜却跨越历史的时空永恒地飘扬,那样光彩照人!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着人们奋发图强,开拓
进取!
▲震撼:湘江突围:生命创造的奇迹
湘江无语,默默流淌。这条不宽也不大的河流因为1934年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而闻名于世。
那一年的寒冬,中央红军在这里打响了长征以来的第一大战役。
2006年8月下旬,湘江战役发生后72年,记者驻足在
湘江岸边,心潮澎湃。
碧绿的湘水流向远方,岸上的灌木密集葱郁。然而,72年前,就是这条波澜不惊的河流,几乎葬送了年轻的红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一、三、五、八、九军团和军
委纵队八万六千余人撤离苏区,连续打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于11月下旬进抵湘桂边界。这时,蒋介石的“中央军”和
湘桂粤军阀已集中30万强敌,在湘江以东地区布下了号称
“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欲将中央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
面对生死存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终于以折损过半的惨重代价突破湘江封锁线,粉碎了敌人的企图。
那场“最惨烈、最悲壮、最辉煌”的湘江战役,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洒满了烈士的鲜血,以至于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
经历过湘江之战的红军老战士,至今仍对那场战役的惨烈记忆犹新。现居广西兴安县华江镇的88岁老红军刘华连谈起那场战役,不禁叹气:“那一仗着实惨烈,当时,湘江水都是红的。”
“我过江的时候,是保护中央机关纵队从界首下游的文市渡河,当时只听到枪响,没见到战斗。但是,我却清楚地记得,那时的湘江水,是红的。”老红军陈广财回忆起往事,声音哽咽。
湘江战役空前激烈。时任红军营长的张震在回忆录中写道:湘江一战,我们团共伤亡400多人,几乎接近全团人员的一半,两任团长牺牲在这里。
为了纪念红军长征中突破湘江这震撼人心的一幕,抚慰烈士英魂,教育后代,经聂荣臻元帅提议,国务院批准,1993年在兴安县修建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
▲寻访:三大战场悲壮抗击的七个昼夜
沈述清,湖南省浏阳县人,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时在三军团第四师任十团团长。1934年11月28日,部队奉令向湘江进军,并从界首渡过湘江。之后,沈述清率
第一、二营守卫在界首渡江点上游的大洞村江边高地,派第三营前出到光华铺防堵兴安方向来犯之敌。11月29日,桂敌白天不从正面进攻,但到了晚上敌人却迂回到渠口,企图偷袭界首渡河点,在途中与沈述清率领的一、二营遭遇,展开激烈的战斗。经反复冲锋,虽在第二天将敌人打退,但沈团长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时年26岁。
杜宗美,1900年出生于陕西省兴平县桑镇乡双山村。曾协助程子华到鄂东南开辟新根据地,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11月30日,在湘江战役界首光华铺阻击战中在前沿察看敌情时,不幸遭敌流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34岁。
易荡平,原名汤世积。参加革命后,立志要削平不合理的封建社会制度、以荡平天下为己任,故改名为易荡平。长征时在红一军团二师第五团任政委。湘江脚山铺战役中脚被打断,敌人再次冲上来,警卫员急着要背他撤退,他拒绝了,并对小警卫员说:“快去赶队伍,不要管我,免得我们同落敌手。”警卫员不忍离开多年追随的首长,正犹豫间,易荡平大声说道:“掩护任务已完成,我死得光荣!”在吟出“英
雄忠报党恩重,战死沙场是善终。”的豪言后,立即对准自己的脑部开了一枪,壮烈牺牲,时年26岁。
黄冕昌,22岁参加革命,1934年长征到达湘桂边界时,在灌阳县新圩阻击战中壮烈牺牲,时年32岁。
……
许许多多烈士长眠在湘江边,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长征铺垫了胜利前进的通途。
寻访湘江大战的新圩、光华铺和脚山铺等战斗遗址,记者始终被一种悲壮气息所感染。72年前的湘江战役,红军在每一处都打得英勇顽强且异常艰难。
▲新圩大血战
新圩,是灌阳县北部的重要交通关隘,南距县城15公里,北距红军西进路线最近点大桥村古岭头仅5公里。一条通往灌阳县城的全(全州)灌(灌阳)公路自此而过,是灌阳县城通往全州和桂军进逼湘江封锁湘桂边界的必经之路。
新圩往南至马渡桥长约10公里的公路两侧是一片连绵
的丘陵地带。险峻的山峰、茂密的松林紧紧扼住公路的道口,构成了阻击战的理想阵地。而新圩往北至大桥村则无险可守,一旦敌人突破了这段阵地,向东北则可直取水车、文市,阻住湘桂边界的永安关、雷口关,向西北则可直捣全州石塘到湘江东岸各渡河点,将对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湘江构成重大威胁,整个红军西进队伍则有被整个儿拦腰斩断的危险。
迅速抢占新圩一线山头阵地,扼住全、灌公路之咽喉,阻击北进之桂军,对于整个中央红军来说有着极其重大的战略意义。
当时的军事态势是:红军左右翼前锋抢占湘江渡点时,
军委纵队和主力红军正由湖南道县开始进入广西灌阳县的文市、水车,并分别途径新圩附近之大桥、鲁水等地向全州西进抢渡湘江。此时,军委两个纵队尚在文市和文市玉溪及水车的宾家桥一带,包括五、八、九军团在内的近一半红军主力还在都庞岭以东的湖南境内,尚未进入广西地界。
军委命令左翼部队彭德怀、杨尚昆所率三军团,无论如何必须抢占并守住新圩一线山头阵地,以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后续军团通过灌阳前进湘江。
篇七：湘江战役党课文档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性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这一问题的提出再一次再次精辟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根本方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同志们：按照第二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要求，根据工作安排，今天，由我带领大家在这里共同上一节党课，主要是结合最近一段时间学习情况，和同志们一同交流一下心得、感悟和收获。
这次党课内容的设计想法和思路是源自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8月份对“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所作出的重要指示，他强调：“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在全党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之际，希望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是此次主题教育中的重点学习内容，学习好党史、新中国史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寻找初心，寻找理想信念的根源。
首先，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经常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那么共产党人的“初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初心”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支撑共产党人度过那段的苦难的历史?为什么“初心”会产生如此强大的力量让我们的国家在新时代会有如此高速的发展并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我想这就是精神的力量，就是红色精神的力量。
今天的讲课内容我就从几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入手，回顾红历史留给我们的红色精神，共同感悟什么是红色精神以及我们怎样继承和发扬好红色精神。
一、追寻足迹、回顾历史留给我们的红色一、追寻足迹、回顾历史留给我们的红色精神精神(一)长征精神长征精神内容主要包含：不畏艰难、铁心向党的坚定信念，是敢于磨练、咬定青山的顽强毅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不朽灵魂，百折不挠、积极乐观精神品质。
对于中国工农红军这段长征历史，我这里有一组数据可以简要概括：时间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历时2年，行程65000余里(我们通常说的2万五千里指的是中央红军，也就是红一方面军的行程)，跨越14个省份，开始时的30万人，胜利会师后仅剩5万余人。
在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河流(其中大河24条)，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大会上指出，“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走好今天的长征路，是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伟大的长征精神，是党和人民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伟大斗争获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牢记伟大的长征精神，使之成为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人民、我们军队、我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强大精神动力”。
(二)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内涵丰富，主要包含：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理论联系实际、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从1935年到1948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延安领导、指挥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石，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延安精神是我们党、也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产生着巨大和深远的影响。
比如，艰苦奋斗既是工作作风，也是思想作风，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本色，是凝聚党心民心、激励全党和全体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共同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这是一条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延安时期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并在全党认真实践。
那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誉为“民主的政治，廉洁的政府”。
当年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成员说：“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现象，人们的衣着和生活都很俭朴，人民之间的关系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
这里也没有贴身保镖、宪兵和重庆官僚阶层的哗众取宠的夸夸其谈。
”1947年，中共中央从延安战略转移，蒋介石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延安，当他看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那与当地农民没有任何差别的窑洞时，他感到十分震惊，他难以想象毛泽东何以在如此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保持着旺盛的斗志，有效地指挥着军队在全国的战场上与他对抗，并且能在这样的桌子上把文章写得既尖锐犀利而又文采飞扬。
据蒋介石侍卫长俞济时回忆，看完毛泽东的窑洞，蒋介石那晚一晚上没睡着。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誉之为“兴国之光”“东方魔力”“人类不可战胜的力量”，感叹创造这种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为“神奇的队伍”。
(三)雷锋精神周恩来把雷锋精神精辟的概括为四句话，叫“爱憎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
60年代初期，国内粮食紧缺，物资匮乏，同时苏联撤走了在所有在中国援助援建的专家，那是的中国处于内忧外患，正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雷锋以其无私奉献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染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个人，鼓舞着新中国的每一位建设者。
雷锋从他参军的第一天起，他就立下了听党的话，服从命令听指挥，党指向哪里，我就冲向哪里的志愿，他从来没有动摇过他作为党员的理想和信念，而且都付诸了行动。
我们今天还有多少人能够在一个特殊的日子给自己许下愿望，而且许下一个崇高的愿望，并且不折不扣地按照这个心愿去努力奋斗，这就是雷锋的可贵。
他没有说大话空话，他的生命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的言行就是这样和他的愿望一致地呈现出来的。
“爱憎分明不忘本，立场坚定斗志强”，这是歌词里唱到的。
同样，雷锋还有一段至理名言，他说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
正是雷锋不断提升自己的思想境界和人生价值，正确理解并坚决贯彻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使他走在时代前列，称为一名杰出的士兵和优秀党员。
雷锋同志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坚决执行上级的决策指示，他说，一个人的作用，对于整个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螺丝钉虽小，但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愿意永远做一颗螺丝钉。
在敌强我弱的革命年代，不依靠群众，不为人民服务就是死路一条，不吃苦在前，享乐在后就是死路一条。
但是现在日子好了，脱离群众、背离群众的现象就容易滋生了，这直接会影响我们党的执政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9月28日在辽宁抚顺考察时讲到，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
它是五千年优秀中华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结合，“积小善为大善，善莫大焉。
”这与我们党“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都是一脉相承的。
所以，雷锋精神永远值得弘扬。
回顾我们的历史，我们还有“爱国、民主、进步、科学”的五四精神、“军民团结、艰苦奋斗”的井冈山精神，“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西柏坡精神、“艰苦创业、团结协作”的红旗渠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自力更生、勇攀高峰”的两弹一星精神等等。
二、感悟历程，二、感悟历程，体会什么是红色精神体会什么是红色精神历史留给我们的红色精神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包含的内容也十分丰富，可能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但是通过我们的学习，红色精神之所以能够一脉相承，那是因为这些红色精神包含了许多的共同点，而这就是我们理解红色精神的真谛和实质，也就是我要讲得第二点内容，什么是红色精神。
(一)红色精神是敢于探索、勇闯新路的精神。
井冈山斗争时期，在革命处于低潮的历史关键时刻，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开辟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全新革命道路，制定了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组织制度和纪律，引导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形成了实事求是、勇闯新路的井冈山精神。
长征时期，在经历了湘江战役的惨败后，中央红军损失惨重，李德、博古执意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坚持到湘西与红二、红六方面军会师，与敌人硬碰硬。
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没有盲目迷信共产国际的指示，没有照搬苏联的路线方针，而是结合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和中国国情，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做出的正确选择，勇闯出了符合实情的一条新路。
(二)红色精神是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
长征时期，在四渡赤水中，中央红军以衣衫褴褛、装备简陋的3万中央红军抵过了一群军事家，拥有40万优势兵力和精良武器的国民党敌军，并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之后又巧渡金沙江，把敌人40万追兵全部甩在了金沙江南岸。
面对敌人的重兵，我想如果没有勇于战斗、不畏牺牲的精神，怎能完成如此的壮举呢?延安时期，抗大制定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毛泽东多次到抗大讲话指出要坚持“抗日救国”的方向，就要有“三个牺牲”的决心，“第一个决心是要牺牲升官，第二个决心是要牺牲发财，第三更要下一个牺牲自己生命的最后的决心!”抗日战争中，抗大培养了10多万名德才兼备的干部，他们在民族战争中，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和先锋作用，也形成了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抗大精神。
(三)红色精神是舍己为人、无私奉献的精神。
无论是我们的革命前辈和新中国的建设者，他们把祖国的事业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红军将士们忍受着极寒交迫、天寒地冻和敌人的围追堵截，在那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下依然时刻考虑着他人，那个马背上的小红军为了不影响大部队行军，即便在饿的只靠一块骨头充饥的情况下，还在惦记着战友。
在战士们都没有了口粮时，周恩来却把自己仅有的半碗青稞面泡上水分到了战士们的手中，还有三位女红军在一户老乡家借宿之后，看到主人没有被子，把三人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下了半条留了了女主人。
国际友人白求恩放弃国内优越的生活，到达晋察冀抗日前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为救治我军伤员忘我工作，丝毫不计较个人得失，最后牺牲在战斗一线。
还有我们的雷锋同志时刻把自己当成一颗螺丝钉，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私奉献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
(四)红色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毛泽东、朱德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带领井冈山军民自己动手挑粮、种菜、编草鞋、挖草药、熬硝盐、办军械厂，克服各种困难艰险，打破重重包围封锁，巩固和扩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红军在长征过草地时，食物极度缺乏的情况，红军将士们饿了只能、挖树根、吃野菜，甚至煮皮带、吃树皮，如果没有精神的力量撑着，怎么能够走出草地?在延安时期，根据地一度出现严重经济困难形势下，党中央发出了“自己动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伟大号召，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顺利渡过了难关。
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垦荒过程中所焕发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闻名于世，至今被世人广为诵道。
(五)红色精神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
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主要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形成的。
为了增强党性，保持党的先进性，从1942年初开始到1945年，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普遍开展整风运动，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树立马克思主义作风为主要内容。
延安整风，开创了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形式，实现了全党的新的团结和统一，并形成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延安整风精神”。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推动了全国性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这一问题的提出再一次再次精辟阐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根本方法，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思想先导，为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做好当下，如何继承和发扬好红色精神三、做好当下，如何继承和发扬好红色精神我们的伟大民族正是在这样的精神的照耀下，才一步步走到今天，对于现在的我们，需要的正是将这种红色精神一步步继承好、发扬好，让其焕发出新时代的光芒和力量。
红色精神生生不息、永放光芒，是照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不灭灯塔。
今年，我们确定了XX的目标任务，，需要我们大力弘扬红色精神，奋力开创XX事业的崭新局面，我想要实现这个宏伟的奋斗目标，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继承和发扬好红色精神。
(一)以红色精神锤炼信仰信念信仰信念伟力在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我们要牢牢把握政治建警根本方针不动摇，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始终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确保XX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
我们要坚决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不断增强“四个意识”，树牢“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之力开创美好未来。
作为一名普通党员，我们的最重要任务就是紧跟上级党委的决策部署，坚决贯彻上级的各项指示精神，说具体点，就是首先要把心静下来，不要浮躁，要提振起来精神，不能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我们对待工作要心存一份敬畏很感激，要把它当作事业，我们有些同志需要扪心自问一下，你把多少精力投入到了自己的工作中了，工作了这么久你收获到了什么或者哪些方面有所长进了，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思考。
(二)以红色精神砥砺干事创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必须有一代人的担当。
作为第一代XX，我们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指引，牢牢把握XX使命任务，深入推进XX等专项行动，坚决捍卫政治安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切实保障人民安宁。
我们要进一步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坚持走改革的必由之路，按照XX的路线图、任务书、时间表，要埋头苦干、实干、加油干，全面推动XX工作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产生更多化学反应、释放更多改革红利。
作为XX系统领导干部，我们既承载着上级的重托，又承载着全体党员的期盼，可以说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但是对标新形势、新任务，我们不得不承认自身的能力水平、综合素质应该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和不足，我们要秉着对对自己
负责、对单位负责、对事业负责的态度，迅速将精力集中到干事创业上来，要以本领恐慌的危机感、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抓紧时间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提升履职能力、锻造过硬本领，为推动各项建设积极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三)以红色精神坚守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时代XX事业创造辉煌的底气和力量所在。
做好新时代XX工作，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着力实现群众新期待，着力满足群众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的新要求，着力解决群众办事难、办事慢、来回跑、不方便等突出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做好新时代XX工作，就要坚持依靠群众、为了群众，引导群众依法表达诉求，解决好合理合法诉求，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
下一步，我们在业务工作上还要结合编制、队伍的实际不断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而这需要每个人的努力。
(四)以红色精神鞭策自我革命只有不断自我革命、深化从严治党，Xx队伍才能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要坚持自我革命常态化，以铸牢忠诚之魂为根本，自觉用自我革命的理念引导自身的发展，用革命文化来矫正党员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切实凝聚自我批判、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思想共识和强大合力，持续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
要坚持自我革命制度化，牢牢把握纪律建设的政治性时代性针对性，树牢全面从严管理的导向，以严明政治纪律推动各项纪律全面落实，以科学管理体系提升队伍精细化管理水平，以扎紧制度笼子来规范权力运行和党员行为，着力锻造“四个铁一般”的高素质铁军。
对于我们来说，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也需要一场自我革命，我们的硬件设施建设，我们的队伍管理、业务工作等方面还存在很多的问题，我感觉其中有些问题的形成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一定要总结经验、正视不足，从每一名党员做起，开展一次大整改、大整顿，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同志们，短短几十分钟的时间，只能抽取几个典型的方面来回顾那段历史、谈谈如何理解红色精神以及如何将继承和发扬好红色精神并落实到我们具体的工作实际当中。
因此，今天这一课，有些方面讲解的还不是很全面、很具体，希望同志们能够在这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能够深入学习、好好思考，争取所有所获。
下步工作中，党委成员、各支部书记都要择机开展理论授课，和大家一起探讨交流学习成果，持续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向深入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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