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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8篇

时间:2022-11-10 19:30:08 来源:捷优文库网

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8篇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从共享发展理念的解释内容来看它有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规定并没有离开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是对共同富裕的一种新诠释是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8篇,供大家参考。

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8篇

篇一: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从共享发展理念的解释内容来看它有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规定并没有离开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是对共同富裕的一种新诠释是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与共同富裕一样都有一个共的属性所不同的是共享发展理念是关于发展问题和规律的认识而共同富裕是关于发展目标的规定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共享发展理念离不开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是新的历史时期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新发展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共同富裕不能根据客观实际潜移默化地催生出符合自身内在规定和有利于自身实现的发展理念显然就不能准确地理解共享发展理念是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新发展

  共同富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的目标指向

  韩步江【摘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是邓小平时代实现这一目标的科学规划和设计,而以共享发展理念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则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以共享为中心,以发展为落脚点,以理念为主题,强调从人主体方面构建良性发展的内生动力,注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良性建构,主张通过共享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发展转型,使共同富裕在人主体方面的实现和建构既具有物质(生产力)层面上的获得感,又具有精神(生产关系)层面上满足感,能同当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后现代性视角对现代性发展进行反思和建构的理念进行真正的对话和交流。【期刊名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7(034)004【总页数】5【关键词】共同富裕;共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做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人民日报》2015年11月4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的重要解释,不仅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了清晰厘定,而且对其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进行了明确界定,是对邓小平时代先富带动后富理论的历史

  性丰富和发展,是从人主体方面思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观的最新成果,具有时代性、人民性和科学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这种以共享推动发展转型的新理念,无疑对理解共同富裕和实现共同富裕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共享发展理念:从非均衡发展到共享式发展

  “共享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发展理念,推动以增强包容性为特征的共享式发展是实现发展转型、巩固执政合法性的客观要求。”*魏波:《以共享理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共享,作为共享发展理念的中心,是其根本和精髓,它的由来不是人为主观设计的结果,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发展逻辑推进的结果。将其理解为没有现实客观发展逻辑和理论根基的抽象理念,会极大地扭曲这个理念自身所包含着的有机辩证法,看不出共享发展理念是科学理论与客观现实实践有机辩证互动的结果,是从中国社会发展客观实际出发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视角从共同富裕目标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成果,简单地将共享发展理念视为单纯物质生产逻辑方面的要求或规定,并不是对其完整的理解。实际上,共享发展理念承载着理解共同富裕奋斗目标诸多功能和意蕴,对其是否准确地理解往往涉及到是否能全面地把握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其一,共享发展理念是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新发展。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可以转化为现实发展的逻辑,也是能够催生出发展动力和理念的逻辑,将其视为束之高阁、对现实发展问题不能产生具体作用的形而上学逻辑,显然是对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严重歪曲。实际上,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昭示着现实发展的可能性空间,是衡量发展质量和速度的根本标准,

  离开共同富裕奋斗目标谈论和研究发展,往往会使发展迷失方向,成为一种自说自话的逻辑,发展内在的规律和理念也会随着发展方向的迷失而变得模糊不清、举棋不定,这种糟糕的状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并没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充分地说明,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很好地规定和约束了发展的理念问题,因为党和国家在发展问题上多次通过正式文件和讲话强调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对发展工作具有引领作用,没有放弃并始终绷紧共同富裕奋斗目标,这就使得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并没有远离我们,更没有远离我们的社会发展,即使他可能是以一种隐性的潜在方式悄无声息、默默无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发展。那能不能认为共享发展理念是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新发展呢?从共享发展理念的解释内容来看,它有“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的规定,并没有离开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是对共同富裕的一种新诠释,是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与共同富裕一样都有一个“共”的属性,所不同的是,共享发展理念是关于发展问题和规律的认识,而共同富裕是关于发展目标的规定,两者之间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共享发展理念离不开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是新的历史时期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新发展,看不到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共同富裕不能根据客观实际潜移默化地催生出符合自身内在规定和有利于自身实现的发展理念,显然就不能准确地理解共享发展理念是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新要求和新发展。其二,共享发展理念是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指引下的非均衡发展到共享式发展的客观表达。符合和要求共同富裕的共享发展理念之所以能够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和客观现实发展逻辑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指引下的非均衡发展到共享式发展的客观表达。在共享发展理念提出

  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在整体上取得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成就,在很多行业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科学的发展观在发展过程中的落实,离不开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凝聚起来的方向和力量。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其发展并没有达到臻于完善的境界,贫富两极分化、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中的问题开始显露,非均衡发展带来的发展矛盾和纠纷问题开始成为发展的瓶颈,发展过程中缺少从人主体方面思考和把握发展问题的理念,使得发展可持续性变得困难,亟需能够包含人主体性方面考虑的理念来改变和纠正发展中的失误,共享发展理念就是通过共享的方式将人这一主体真正地置于发展过程中,强调通过发挥人主体方面的优势来改变非均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使发展真正地朝着共同富裕奋斗目标迈进。非均衡发展不是发展的理念,也不是发展的方式,而是发展所呈现出来的样态,长期的接受和认可非均衡发展,并不符合共同富裕奋斗目标,也不会有利于其实现。因此,从非均衡发展向共享式发展转变,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逻辑的必然,但这并非完全否定非均衡发展的历史合理性,只是认为非均衡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用科学的发展理念即共享式发展来替代,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发展扭转非均衡发展带来的不利局面,使发展更具包容性,不偏移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其三,共享发展理念是先富带动后富理论推动下的重要产物。先富带动后富理论是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的重要内容,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很多政策和资源都立足于先富方面,很少会关注到后富方面,使得先富带动后富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反而使贫富差距有扩大化的趋势。而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在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后富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空间,先富也没有在发展过程中充分地想到或认识到要共享发展过程和发展成果,先富和后富的良性互动可能缺少一个有效的平台,使各自都能发挥出发展的主体地位,拉近两者之间的距离,不使两者之间成为互相孤立的力量,背离共同富裕的最终目标。共享发展理念应是先富带动后富理论在现实发展中面对这种难题所产生的关于发展的理念,他以共享的方式整合了先富和后富的悬殊、强调两者都要有获得感,以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为先富带动后富搭建了一个良好的平台。

  二、共享发展理念:对共同富裕的全面理解

  共享发展理念不仅内含着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而且内含着对共同富裕的全面理解,是全面理解共同富裕的重要产物。将共享发展理念看做是不关涉共同富裕的发展理念,往往就不能真正全面地理解它,就可能在贯彻落实的过程中犯以偏概全的失误,丧失共享发展理念的科学性,把握不了共享发展理念作为一种发展理念基于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重要性,看不出他既有现实具体内容的规定性,又有超出现实内容面向未来发展的开放性和前瞻性,展示的是一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历史唯物主义张力空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逐步完整地理解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而就共享发展理念来看,他与共同富裕在具体层面和内容上的沟通性,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共享发展理念包含着共同富裕在人主体方面物质生产丰富性规定。共同富裕理论并没有偏移唯物史观,是唯物史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科学设定,从根本上并没有放弃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规定,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规定的重要内容。马克思说:“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

  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这就是说,立足物质生产并努力通过他形成关于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是唯物史观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重要认识路线,而共同富裕理论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规定,明确了物质生产的内在要求和规定,这就使得他自身没有成为摒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根基的抽象理论。共享发展理念作为关于社会发展的上层建筑范畴,同样,没有背离唯物史观,而且是新的历史时期对共同富裕内在规定的物质生产丰富性要求的具体表达。他以共享为中心,以发展为落脚点,强调通过共享的方式发展社会经济,落实发展转型,缩小贫富差距,使社会物质财富(发展成果)能够被全体人民共享,使人民在物质生产过程中得到更多获得感,发挥人民主体地位促进物质生产极大丰富,确保共同富裕能够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基础上得到最终实现,使共同富裕真正成为关涉全体人民的奋斗目标,而不是仅仅宏观层面上的国家富强理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历史逻辑也表明,社会主义性质的共享发展理念如果缺少了物质生产的维度,如果不立足于物质生产维度,人主体方面的现实生活就不能保证,共同富裕就可能会成为没有扎实物质基础的“大同”理想,表面很美好,本质很空虚。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坚持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性的根本原因。其二,共享发展理念包含着共同富裕在人主体方面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的规定。共同富裕不仅强调物质生产极大丰富,而且强调在人主体方面和谐社会关系的

  建构,这是共同富裕理论坚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的重要方面。马克思未来共产主义学说并没有放弃人主体方面的维度,甚至可以认为,人主体方面的规定构成了其核心,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奋斗目标,从本质上符合、并坚持“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并没有放弃未来共产主义学说在人主体方面的规定,他强调全体人民应该有相似的共同感受,不应该有自己被社会发展所抛弃、否定或排斥的感觉,可以共同参与社会进步的分享。表面上看这只是关涉分配上的问题,实质上他还是通过分配建构人主体方面的感觉,以建构出“每个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问题。而共同富裕的真正内涵,或许主要就体现在这个方面,即在人主体方面应该有和谐社会关系的建构,不应该仅仅有单纯物质利益上的要求和规定,正如阿玛蒂亚·森所说:“我们应该用一个人所拥有的自由来代表他的利益,而不应该用(至少不能完全用)一个人从这些自由中所得到的东西(福利的或主观能动的)来代表他的利益。”*[印]阿玛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0页。共享发展理念内在地包含共同富裕在人主体方面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的规定,强调“增进人民团结”,“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舍弃或放弃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的重要维度。“共享”作为一种美德,本质上就强调人们和谐社会关系的建构,没有和谐社会关系的前提,就无从谈起共享,而用共享来规定和理解发展,就体现出发展没有抛弃人主体方

  面和谐社会关系的建构,他将人主体方面和谐社会关系的建构纳入发展过程和发展成果中,以衡量和约束发展的效果,最终使得发展在人主体方面和谐社会关系建构上取得了真正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要求的规定,向着带有“每个人自由发展”的目标迈进,使共同富裕在人主体方面和谐社会关系建构真正地体现在其内在的有机结构中。其三,共享发展理念包含着共同富裕在社会文化价值层面上正义发展的要求和规定。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奋斗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形塑着社会主义社会,仅仅认为他只具有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层面上规定,没有社会文化价值层面(即社会环境或社会氛围)上的规定,显然不是其全部内涵。社会纪律涣散、道德败坏、文化粗俗等非正义的社会文化价值形式显然不能纳入共同富裕奋斗目标,共同富裕如果没有正义的社会文化价值环境作为支撑,作为基础,那就不是真实的共同富裕,真实的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最终奋斗目标,体现着社会主义性不断增长的发展旨归,是社会主义社会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摧毁非正义社会文化价值的真实过程,正是通过物质生产所推动的社会关系革命,共同富裕才内在地形成社会文化价值层面上正义发展的要求和规定,正如马克思所说:“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评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2页。共享发展理念以共享方式强调在社会文化价值层面上正义发展的要求和规定,

  这就使得其与共同富裕具有内在一致性。共享发展理念本身就包含着对非正义社会文化价值的革命和变革,反对社会上的“个人至上”观念,强调通过共享凸显公平正义的价值观;通过共享形成一种公德,来驯化人的“自私本性”;通过共享内在的正义性,形成尊重和实现个人的权利、尊严、自由的社会文化价值氛围;通过共享的世界性,形成包容世界各国和人民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这就是说,共享不仅仅是一种发展的理念,同时还是一种可以通过发展渗透到人们社会文化价值层面的理念,通过自身的正义性诠释着共同富裕在社会文化价值层面上正义发展的要求和规定。

  三、共享发展理念: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的理解

  将共享发展理念上升为国家发展理念,是由共享发展理念的功能和作用决定的。从现实的角度讲,共享发展理念是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实现发展转型、优化的需要;从更长远的角度看,共享发展理念是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实现共同富裕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奋斗目标的共同富裕,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始终绕不开的话题,尤其是在其实现问题上,很多学者都在殚精竭虑、孜孜以求地设想着可行的方案和规划,力图概括出一条一步到位、一劳永逸的实现路径,这种超越时空界限的顶层设计,往往使得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或者离我们很远,或者离我们很近。真正从现实出发,将对共同富裕全面理解的理念贯彻在发展过程中,努力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的考虑,则往往会因为立足于感性经验现实而没有直接可见的理论根基被人所忽视或瞧不起。实际上,共同富裕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应的理想,而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

  运动。共享发展理念对这个运动的进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产生了影响:其一,共享发展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具体的运动,不是一个抽象的活动,需要具体地体现在具体层面和具体内容上,以夸夸其谈的理论代替可具体操作落实的理念,并不有助于共同富裕的实现。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能够体现在具体层面上的理念来推动生产力等方面的具体发展,正如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具体认识那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奋斗目标,显然也包含着社会主义具体认识和要求,否则他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不能离开中国社会具体发展环境,要在具体层面上建构实现共同富裕的完整内容。共享发展理念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现实,以共享为中心,强调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解决现实中具体发展问题,确保自身实现。这就使得实现共享发展理念的具体过程内在地包含着实现共同富裕的因素,实现共享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强调全体人民参与共建过程,公平正义地分享发展成果,使全体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内含着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具体理解。其二,共享发展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历史性运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实现任务和主题,要通过合理的历史时期和阶段,有步骤地、有计划、有条理地落实共同富裕的实现,认为可以一下子迅速地实现共同富裕奋斗目标,显然是对社会主义发展历史性的严重歪曲,更是对邓小平历史性地把握实现共同富裕思想的严重误解,邓小平说:“十一届三

  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逐步发展中国的经济。第一步,到本世纪末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二步,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7页。这就是说,共同富裕的实现如果不能根据历史时期进行历史性的把握,妄图超越历史发展的自身规律,人为强迫地拔高或矮化共同富裕的实现程度,从本质上讲是没有把握住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性特征。共享发展理念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理念,自身带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痕迹,是总结之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立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环境,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理念。而实现共享发展理念则需要历史性地把握当前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阶段,有条不紊地推进下一个阶段,这种历史性的展开过程就包含着对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性理解。其三,共享发展理念是实现共同富裕的辩证理念。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辩证综合过程,涉及到方方面面,仅仅立足于一个方面,形成不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全局有机辩证思维,往往并不能真正地把握共同富裕的实现逻辑。共同富裕的实现往往需要社会发展的整体有机辩证推进,看不到整体格局,掌握不了有机辩证互动规律,往往就会在共同富裕实现上走上弯路,甚至走上歧路,找不到错综复杂现象背后所隐藏着的真正发展规律,以建构出有机辩证的实践格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邓小平曾针对社会主义发展的有机辩证性指出:“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

  资金,是不可能的。对内开放就是改革。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经济、政治,还包括科技、教育等各行各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页。看到世界的普遍联系,并全面地建构改革的实践格局,这种有机辩证思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把握,极大地推动了共同富裕的实现进程。共享发展理念内在地包含着有机辩证法,他强调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发展成果等方面的有机辩证结合,以人民为纽带建构共享的有机辩证格局,强调从整体上把握发展过程和环节,不偏倚某个因素,强调以共享的方式建构开放的、包容的发展主体力量,充分地发挥各类群体参与发展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劳动创造价值”理论之上重构适合各类群体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进,这就使得共享发展理念成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辩证理念。(责任编辑伍琼华)【基金项目】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发展理念研究”(15ZD001)阶段成果。

篇二: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怎样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扎实推动共同财富的重要指示1500字

  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

  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

  共同富裕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共同富裕要坚持循序渐进

  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

  得,也急不得。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们要有耐心,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提高实效。要抓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共同富裕要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

  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防止急于求成和畏难情绪,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

  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样,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总体概念,是对全社会而言的,不要分成城市一块、农村一块,或者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各一块,各提各的指标,要从全局上来看。我们要实现14亿人共同富裕,必须脚踏实地、久久为功,不是所有人都同时富裕,也不是所有地区同时达到一个富裕水准,不同人群不仅实现富裕的程度有高有低,时间上也会有先有后,不同地区富裕程度还会存在一定差异,不可能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持续推动,不断取得成效。

篇三: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怎样理解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站在新阶段的历史新起点,我们必须全面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的深刻内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一)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是党团结带领人民为美好生活长期奋斗、追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史。

  (二)共同富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共同富裕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共同富裕是共同与富裕的有机统一。共同富裕首先是富裕,这是前提,也是基础。富裕是以一定的生产力发展为基础,没有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就没有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精神财富的不断积累,就无法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的富裕,是大家都有份的富裕,是一个也不能掉队的富裕。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共同的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共同”是全体人民对于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相对于两极分化而

  言的;“富裕”是全体人民对于财富的占有程度,是相对于贫穷而言的。共同和富裕是有机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共同富裕是共建共享的富裕。共同富裕需要全体人民辛勤劳动和团结互助,人人参与、人人尽力,共同担负起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共享要建立在共建基础上,没有全体人民的辛勤劳动,也就无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更没有可供共享的成果。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增强发展动力,增进人民团结,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共同富裕是全民富裕、全面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而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共同富裕是全面的富裕,既包括物质上的生活富裕富足,也包括精神上的自信自强,还包括环境宜居宜业、社会和谐和睦、公共服务普及普惠等。

  共同富裕不是没有差别的同步富裕。就每个劳动者来说,他们的智力、体力和技能不同,所获得的收入也不一样,不可能同步实现共同富裕。就每个地区来说,各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基础不同,也不可能同步实现共同富裕。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富带后富、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三)促进共同富裕,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具有全体性、全面性、参与性、发展性和阶段性等特征,我们要对共同富裕面临的风险挑战有充分的估计,也要对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

  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把党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转化为促进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和坚强保障。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

  总之,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也是一项现实工作。进入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在全面准确理解共同富裕深刻内涵的基础上,不断增进人民福祉,朝着正确方向不断前行,一步一步、久久为功,在实践探索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从而更好绘就亿万人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图景。

篇四: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共同富裕文案汇总

  1.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社会各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2020年我国GDP已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部分区域人均GDP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然而,在肯定总体成就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还存在一些矛盾亟待解决,如收入分配不均、城乡差别较大、区域分化明显、公共服务不均等、社会福利不统筹等问题已成为我国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现在,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

  2.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收入和财富不可能完全同步增长,由于多种原因产生一定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是不可避免的现象。一定范围内的收入差距会产生激励作用,推动低收入人群更加努力,从而对经济社会发展有正向作用。但如果收入和财富差距过大,则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不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当前,全球收入不平等问题突出,一些国家贫富分化,中产阶层塌陷,导致社会撕裂、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泛滥,教训十分深刻!我国必须坚决防止两极分化,促进共同富裕,实现社会和谐安定。

  3.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我们说的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这说明推进共同富裕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关系着党的执政根基和民心所向。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准确把握现阶段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党中央的表述严谨清晰。首先,“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要求,表明这一阶段推进共同富裕不再是一个远景目标和执政理想,而是要有切实举措、见到实效;其次,“坚持共同富裕方向”的要求又表明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循序渐进,“量力而为、尽力而行”,兼顾需要和可能。

  4.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只有促进共同富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提升人力资本,才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基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

  5.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宏大的工程,要想使推动共同富裕进程又快又稳的向前发展,就要建构科学的方法体系,否则实现共同富裕如同雾里看花,缥缈虚无。新时代新阶段我们要审时度势,敏锐感知社会动向、时代变化,且要高位谋划,制定合理的行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新征程全面开启。共同富裕是一个重大的时代课题,要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首先深刻理解、科学把握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与时代意蕴。从共同富裕的主体即覆盖人群来看,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从共

  同富裕的客体即主要内容看,共同富裕不单单局限于经济层面的物质成果,而是包涵政治、文化、民生、生态等非物质成果。从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来看,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而是全体人民共同奋斗基础上具有差异性的共同富裕。从推进过程来看,共同富裕不是静态的、一蹴而就的,而是动态的、逐步发展的历史过程经过多年探索,我们对解决贫困问题有了完整的办法,但在如何致富问题上还要探索积累经验。要保护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合法致富。要坚决反对资本无序扩张,对敏感领域准入划出负面清单,加强反垄断监管。同时,也要调动企业家积极性,促进各类资本规范健康发展。

  6.——坚持基本经济制度。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靠偏门致富不能提倡,违法违规的要依法处理。

  ——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把蛋糕分好,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让人民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发展水平离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要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不要好高骛远,吊高胃口,作兑现不了的承诺。政府不能什么都包,重点是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即使将来发展水平更高、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坚持循序渐进。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我们要有耐心,实打实地一件事一件事办好,提高实效。要抓好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

  7.第一,提高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发展更平衡、更协调、更包容。要增强区域发展的平衡性,实施区域重大战略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健全转移支付制度,缩小区域人均财政支出差异,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要强化行业发展的协调性,加快垄断行业改革,推动金融、房地产同实体经济协调发展。要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构建大中小企业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企业发展生态。

  第二,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要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高校毕业生是有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方面,要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做到学有专长、学有所用,帮助他们尽快适应社会发展需要。技术工人也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大技能人才培养力度,提高技术工人工资待遇,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加入技术工人队伍。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是创业致富的重要群体,要改善营商环境,减轻税费负担,提供更多市场化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稳定经营、持续增收。进城农民工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来源,要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教育等问题,让他们安心进城,稳定就业。要适当提高公务员特别是基层一线公务员及国有企事业单位基层职工工资待遇。要增加城乡居民住房、农村土地、金融资产等各类财产性收入。

  第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社会福利全覆盖均等化。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处于1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的国家,平均来看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从占GDP比重26%一跃而提高到37%。从现在到2035年,中国正处在人均GDP从1万美元提高到2.3万美元的发展阶段,应该遵循一般规律,建立起自身的福利体系。当然,我们也要遵循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并且要有中国特色,从具体国情出发。低收入群体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点帮扶保障人群。要加大普惠性人力资本投入,有效减轻困难家庭教育负担,提高低收入群众子女受教育水平。要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逐步缩小职工与居民、城市与农村的筹资和保障待遇差距,逐步提高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水平。要完善兜底救助体系,加快缩小社会救助的城乡标准差异,逐步提高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水平,兜住基本生活底线。要完善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租购并举,因城施策,完善长租房政策,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重点解决好新市民住房问题。

  第四,加强对高收入的规范和调节。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要合理调节过高收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规范资本性所得管理。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做好试点工作。要加大消费环节税收调节力度,研究扩大消费税征收范围。要加强公益慈善事业规范管理,完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要清理规范不合理收入,加大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的收入分配管理,整顿收入分配秩序,清理借改革之名变相增加高管收入等分配乱象。要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坚决遏制权钱交易,坚决打击内幕交易、操纵股市、财务造假、偷税漏税等获取非法收入行为。

  第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农村共同富裕工作要抓紧,但不宜像脱贫攻坚那样提出统一的量化指标。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对易返贫致贫人口要加强监测、及早干预,对脱贫县要扶上马送一程,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和新的致贫。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产业化,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使更多农村居民勤劳致富。要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8.我们要通过勤劳创新致富。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把推动高质量发展放在首位,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和专业技能,提高就业创业能力,增强致富本领。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然而,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幸福没有捷径,共同富裕也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只有通过人人奋斗、人人努力,才能真正实现人人共富。每个人都不可能“躺平”或“躺赢”,只有脚踏实地、苦干实干,水滴石穿、久久为功,才能得到自己的幸福生活。青年人正是年富力强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更不应该存在“躺平”的思想,而应该积极“站”起来,去努力,去奋斗。因此,要共同富裕,就不要“躺平”,

  9.我们在精神生活方面也要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要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发展公共文化事业,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促进共同富裕舆论引导,澄清各种模糊认识,防止急于求成和畏难情绪,为促进共同富裕提供良好舆论环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是党在第二个百年宏伟篇章开篇之际作出的重大战略延展。必须准确把握共同富裕的内涵和要求,积极稳妥、扎实推进,不断展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本质特征。要勇敢担当,只争朝夕,以舍我其谁的勇力,追求幸福生活——这才是“共同富裕”题中应有之义。

  10.马克思主义是关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实现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为未来社会设定的一个基本目标,彰显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价值追求,也从根本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11.共同富裕目标,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实现,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不能脱离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情况,不能超越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根据现有条件把能做的事情尽量做起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12.共同富裕是一个系统工程,体现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代表着生产效率的极大提高。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没有高质量的发展,没有扎扎实实的发展成果,共同富裕就无从谈起。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了,物质财富的“蛋糕”做大做好了,才能更公平地分配,对分配作更好的制度安排。着眼于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必须首先着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进步。

篇五: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共同富裕基本常识

  一、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二、历史渊源第一步: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体制束缚,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推动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第二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采取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第三步:我们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三、对共同富裕的界定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四、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1、鼓励勤劳创新致富,畅通向上流动通道

  要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2、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要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重点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3、尽力而为,量力而行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形成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同时统筹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4、循序渐进,因地制宜要坚持循序渐进,对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有充分估计,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五、分配问题是共同富裕的核心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中央提到了“三次分配”。

篇六: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文革?结束不久国民经济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社会上?仇富?和?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极大摧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全国人民处于共同贫困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平均主义枷锁收入差距拉开对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具有重要作用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拉开贫富差距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分配领域的矛盾但这是促进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不会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和人民的丰衣足食没有收入差距的适度扩大就不会有城市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腾飞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度拉开分配差距是打破平均主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措施收入差距适度拉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已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证明邓小平既主张适度拉开收入差距以不断刺激劳动效率又反对分配差距过大以免造成两极分化且提出先富应当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主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认为应26当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合理的限度是什么目前我国贫富差距是否处于合理范围第一国际经验数据对比这个指标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收入分配呈高度平均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基尼系数逐渐变化1981288上升到3491989年以后迅速持续上升目前达54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第二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假说?认为配差距的变化通常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先扩大后缩小60个国家区分为低收入国中下收入国中上收入国市场经济工业国四大类认为中下收入国家基尼系数最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2090年代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是塞拉利昂巴西危地马拉南非和巴拉圭等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则远低于这些国家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美国1997408英国1991基尼系数的变化规律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要求也印证了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客观真理性我国正处于中下收入水平基尼系数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有升高的可能第三我国的国情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有重人讲平均的传统比较侧重于公平同样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基尼系数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也低于经济水平大体相当的拉美国家考虑东方文化的背景我国不可能容纳高收入差距必须将城乡总体基尼系数控制在三共同富裕理论是科学认识和处理两极分化的理论依据防止两极分化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内容且近年还在持续扩大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我国正在进行深入的市场经济改革市场机制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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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及其践行价值

  作者:李炳炎杨善奇来源:《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02期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根本原则,共同富裕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其物质条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其实现途径是先富带动后富。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强调以人为本是共同富裕的本质与核心,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可持续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防止产生两极分化的理论武器。[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科学发展观;两极分化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4)02-0020-09十八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尽管共同富裕思想源远流长,但随着空想社会主义被改造成为科学社会主义,人类共同富裕的理想才变为科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以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为主题,多角度、多层次地论述了共同富裕的一系列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这个理论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理论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的主要内容(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根本原则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特别强调共同富裕。他多次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要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起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目的,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上述是邓小平讲话、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思想,这个主题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坚持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尽管20世纪的中国人对于富裕和贫穷有深刻的感性体验,但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对待贫富问题长时间陷入理性的迷茫。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后,我们还按战争年代的那种朴素的思维模式,把国人排列到穷人和富人、好人和坏人的方阵中:穷人者,好人也;富人者,坏人也。于是,人人忌富、怕富,谈“富”色变。“一九五七年后,„左‟的思想开始抬头,逐渐占了上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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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1](P115)。由此造成人民生活越来越贫困,发展到后来好像越穷越革命、越穷越社会主义,贫穷成了真理和正义的化身,富裕成了谬误和罪恶的渊薮。邓小平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和理论探索,在社会主义应该贫穷还是富裕这个根本性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邓小平深刻批判了“四人帮”主张的贫穷的假社会主义。他指出:“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2](P312)邓小平说,“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3](P52-53);“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P265)。他强调,“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1](P142);“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1](P364);“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P373)在上述社会主义本质规定中,邓小平把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与根本目标、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关系、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与最终目的统一起来,划清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根本界限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这是他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之一。共同富裕的构想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两个首要的基本问题,因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做出了科学界定,成为邓小平理论体系的主干。(二)共同富裕要求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的直接目的。剥削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也只有在社会生产力比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能被消灭。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尽管剥削制度早就被消灭了,但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还存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不能对奴役劳动者行为依法进行有力打击,对收入差距扩大适当加以限制和调整,新中国成立后早已绝迹的一些不好的现象就有可能死灰复燃,也可能出现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强,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P111)怎样才能保证不走邪路?邓小平认为必须坚持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P149)他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1](P172)在他看来,中国现在还比较落后,如果走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的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但绝大多数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民族矛盾、区域矛盾、阶级矛盾就会发展,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三)共同富裕的物质条件是大力发展生产力1.发展生产力是消除贫穷的前提,只有消除贫穷才能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强调,发展生产力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消灭贫穷。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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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2](P128);“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2](P128)。从唯物辩证法角度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矛盾,但其中有一个矛盾居于主导地位,决定和影响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2](P182)邓小平把“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和“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看成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强调解决这一主要矛盾本来就应该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邓小平论证了发展生产力、消灭贫穷的原因。首先,从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看,“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1](P116)其次,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建立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而不是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来的,贫穷的现实决定我们首先要消灭贫穷。邓小平说:“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在开始的一段很长时间内生产力水平不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完全消灭贫穷。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P10)同时,我们现在搞的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因为“没有贫穷的社会主义”[1](P265)。另外,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叫共产主义[1](P137),而共产主义社会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需要生产力高度发达。他指出,从来就没有贫穷的共产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3](P52-53)。2.发展生产力能为走向共同富裕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也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我们讲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要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就必然要求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这就意味着:第一,共产主义社会是典型的共同富裕的社会,是共同富裕的最完美、最典范的表现形式;第二,既然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就要尽可能地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准备基础;第三,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加快共同富裕的步伐,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阶段的目标;第四,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又是共同富裕的完美形态,是“没有人剥削人的制度,产品极大丰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P137)。根据以上分析,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原则的高度:“社会主义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1](P172),其中发展生产力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共同富裕是发展生产力的目的,二者都是社会主义的原则。1992年南方谈话时,邓小平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加以概括,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社会主义的首要方面,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最终要达到的目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显然是共同富裕的基础。(四)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是先富带动后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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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对怎样实现共同富裕讲得最多、最明了:允许和鼓励一部分有条件发展快的地区和个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帮助和带动发展慢的地区和个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构想中最具创造性的思想,是对共同富裕的一种规律性认识。在这个构想中,先富是作为后富和共富的条件提出来的,一开始就被共富目标所规定。在先富、后富、共富链条上,部分先富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先富只有加上后富,最终才能达到共同富裕。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作为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这个大政策以承认差别、克服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为切入点,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前提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他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1](P155)。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必然会产生巨大的示范力量,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比较快地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新办法”。这个大政策和新办法反映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的战略决策。第一,共同富裕只有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才能逐步实现。我国人口多,底子薄,这决定了实现共同富裕必须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发展过程。第二,由于历史、地理、传统和文化等原因,我国现实生产力存在着多层次、非均衡的特点,物质基础、资金积累、生产条件、劳动资源都不一样。承认差别,允许和鼓励有条件的先发展,条件差的创造条件、逐步发展,才能缩小差别,最终消除差别。第三,在我国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中,由于生产关系不同,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经营水平和机遇不同,分配方式不同,人们的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自然不会一样。第四,就劳动者个体而言,人们的智力、体力和技能不同,所处的环境、地区和就业部门、单位不同,再加上家庭人口不同,平均收入和实际富裕程度也不一样。总之,由于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其所决定的收入分配方式等差别的存在,决定了共同富裕绝不可能是同时富裕、齐步走。因此,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便成了共同富裕的现实基础和逻辑起点。让部分人、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拉大了我国东西部的贫富差距,但终究是我国共同富裕实现过程的开始,是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是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量的积累,是共同富裕的局部实现。部分先富说到底只能是手段、途径而非目的,不能总是停留在部分富裕阶段,让部分人富裕而另一部分人贫穷。所以,邓小平随后又及时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P277-278)可见,“两个大局”是对一个大政策的深化和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一个具有战略性、步骤性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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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不是搞两极分化,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也不容许两极分化,这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中坚定不移的原则。邓小平对先富和两极分化的关系给予了斩钉截铁的回答:既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要防止两极分化,走共同富裕的路。他设想,到20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并初步提出了解决的方法:“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P374)“对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1](P111)先富帮后富是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也是先富起来的个人的一种责任和义务。当然,国家必须在政策和法律上保护先富起来的地区和个人的合法利益,不允许随便向他们搞摊派、拉赞助,随便吃大户。当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后,收入分配有可能出现差距过大甚至是两极分化的问题。为此,邓小平强调一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二要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按劳分配对于防止两极分化和收入差距过大起到巨大作用,“要把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要区分不同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护合法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保障低收入者的基本生活”[4](P470)。在这方面我们的基本方针应该是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加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城乡、区域、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和执政理念的一个飞跃,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发展观突出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既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也体现了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一)以人为本是共同富裕的本质与核心邓小平强调共同富裕有一个最基本的立足点: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人民是社会主义的主人。第一,实现共同富裕为人民。邓小平一再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1](P155);“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1](P255)。他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代表着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就是说,人民应成为社会财富的享有者,实现最大的权益。第二,人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决定性力量。邓小平反复讲,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充分发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要通过改革开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调动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他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1](P380)第三,一切遵从人民的意愿。邓小平说自己是“人民的儿子”,提出要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是非成败的根本标准,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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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嘱一定要“聚精会神地做几件使人民满意、高兴的事情”[1](P312)。他说:“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1](P381)由此可见,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体现的人民立场、人民利益、人民标准是其深刻蕴含着的本质与核心。我们党进一步强化这种本质与核心,提出了人民利益至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以人为本与此是完全相通、一脉相承的。共同富裕思想始终贯彻着人民是主体、人民是主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社会价值观,以人为本则是这一思想内涵顺理成章的引申和升华。人民群众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共产党人竭尽全力奋斗的最高理想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把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最大利益为最高准则。胡锦涛指出,以人为本就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坚持以人为本就要始终坚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把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要始终信任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决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工作路线,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推进党和人民的事业;就要始终诚心诚意地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坚持以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根本准则。这就把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即由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上升到了党要领导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理念。(二)全面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邓小平把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认为发展(首先是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是硬道理,强调发展是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他要求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认为两大文明都建设好了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他指出:“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2](P208)由此可见,邓小平所强调的共同富裕是全国人民的全面富裕,共同富裕要求的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这同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是一致的。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我们党对推进社会的全面发展认识日益提高,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全面发展”,更加充分地体现了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更加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它向我们指明,全面发展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必然要求。人民的生活需要是多方面的,在物质生活已达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需求就更迫切得到相应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应当向富裕、民主、文明三大目标协调推进。因此,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要注重“三大文明”一起抓,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样才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实现现代化,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三)协调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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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所讲的共同富裕,既强调“富裕”又强调“共同”,其实质是反对和防止两极分化,让全国人民都享受富裕美好的生活。但“共同”不是“同步”,更不是“平均主义”。共同富裕是一个理想的最终目标,其实现需要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具体途径是“先富带后富”和区域协调发展。协调发展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题中之义,科学发展观突出强调协调则是对这一重要思想的进一步丰富和强化。从上述构想可以看出,拉开收入差距是为了最终消灭差距,支持一部分地区先富的目的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就是协调发展的辩证法。尽管我国已经达到了总体小康水平,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东西地区发展的差距逐渐拉大,在发展进程中的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比较突出。目前我国的发展进入了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期,它可能有两种发展结果:一种是搞得好,经济社会继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另一种是搞不好,社会出现贫富悬殊,社会矛盾加剧,导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社会的动荡。针对新的发展阶段的新情况、新问题,党中央提出了加大宏观调整力度、实现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科学发展观中突出强调协调发展,明确提出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人和自然、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基本要求。党中央已经决定实施一系列战略举措:一是在党的十五大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党的十六大进一步决定实施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通过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实现全国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二是突出解决“三农问题”,在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税费改革基础上,实行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的一体化发展;三是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尽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重,提高最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健全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显然,在奔向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中,统筹与协调的力度在加大,我国经济社会将在更高层次上稳步发展。(四)可持续发展是共同富裕的发展方式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中包含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其一,强调按经济规律办事,实现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邓小平指出:“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需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2](P196)他认为“大跃进”式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效益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为代价的,不仅没有给经济建设带来真正的发展,反而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因此,他强调一定要注重经济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走出一条发展速度既快、经济效益又好的新路子。其二,强调一切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他说:“要使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至少有两个重要特点是必须看到的: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多,耕地少……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都成为严重的问题。”[2](P163-164)所以,他强调坚持计划生育,合理利用资源。其三,强调运用高新科技推动经济发展。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要求“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1](P279),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他多次讲“中国要发展,离开科学不行”[1](P183),强调“要用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以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2](P129),并且“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1](P378)中国的发展方式既要立足国情、立足当前,又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高新科技为第一生产力,合理利用资源,用尽可能少的投入和较低的消耗求得最好的质量、最高的经济效益。这种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实质上就是可持续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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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是防止产生两极分化的理论武器(一)马克思关于两极分化的观点两极分化与共同富裕是体现社会本质的范畴,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性质。马克思针对两极分化指出:“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6](P781-782)资本主义积累“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6](P708)。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出现的两极分化现实可以得出结论:两极分化是体现社会本质的阶级范畴,它表明社会出现了一个阶级,他们人数不多却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作为统治生产者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无偿占有别人创造的剩余劳动;同时,广大劳动者失去生产资料,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从而产生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的两极,一极是资本家阶级财富的积累,另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因此,两极分化与阶级分化是联系在一起的,两极分化就是阶级分化。(二)共同富裕理论是正确处理收入差距扩大的理论依据正确认识我国收入差距的现状是正确处理分配矛盾的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贫富差距增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认识收入差距的扩大?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是否正常?应不应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一定的范围?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为正确认识这些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正确认识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必须深入理解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想,客观认识适度拉开收入差距的必要性。首先,要看收入差距扩大的历史背景。我国收入差距的扩大始于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扩大是反对平均主义的需要。邓小平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就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2](P152)这一思想的提出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文革”结束不久,国民经济出现徘徊不前的局面,社会上“仇富”和“左”的思想根深蒂固,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受到极大摧残,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全国人民处于共同贫困之中。“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打破了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平均主义枷锁,收入差距拉开对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创造性具有重要作用。其次,要看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后果。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差距拉开、贫富差距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我国分配领域的矛盾,但这是促进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必须付出的代价,没有“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就不会有农村改革的成功和人民的丰衣足食,没有收入差距的适度扩大就不会有城市改革的深入和经济的腾飞。实践证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适度拉开分配差距是打破平均主义、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要措施,收入差距适度拉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已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所证明。邓小平既主张适度拉开收入差距以不断刺激劳动效率,又反对分配差距过大以免造成两极分化,且提出先富应当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主张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认为应当将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内。合理的限度是什么,目前我国贫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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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距是否处于合理范围?思考这些问题应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国际经验数据对比。改革开放前我国城乡居民总体基尼系数小于0.2,这个指标在世界上几乎是最低的,收入分配呈高度平均状态。改革开放后我国基尼系数逐渐变化,1981年~1989年从0.288上升到0.349,1989年以后迅速持续上升,目前达0.53或0.54,开始出现两极分化。第二,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库兹涅茨提出著名的“倒U假说”认为,分配差距的变化通常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先扩大、后缩小。阿鲁瓦利亚将60个国家区分为低收入国、中下收入国、中上收入国、市场经济工业国四大类,认为中下收入国家基尼系数最高。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20世纪90年代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是塞拉利昂、巴西、危地马拉、南非和巴拉圭等,同一时期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则远低于这些国家,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美国1997年为0.408,英国1991年为0.361,法国1995年为0.327。大体印证了上述结论。基尼系数的变化规律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一般要求,也印证了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客观真理性。我国正处于中下收入水平,基尼系数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还有升高的可能性。第三,我国的国情。我国是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有重人情、讲平均的传统,比较侧重于公平。同样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日本基尼系数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东南亚许多国家的基尼系数也低于经济水平大体相当的拉美国家。考虑东方文化的背景,我国不可能容纳高收入差距,必须将城乡总体基尼系数控制在0.5以内。(三)共同富裕理论是科学认识和处理两极分化的理论依据防止两极分化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重要内容。我国的收入差距已处于非正常范围之内,而且近年还在持续扩大,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任务。我国正在进行深入的市场经济改革,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中越来越起决定性的作用。市场机制本身具有经济分化的功能,极易引起社会分配矛盾加剧和两极分化,西方市场经济国家都经历过两极分化的阶段。我国的市场经济尽管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制约,但不可能完全消除市场机制在这方面的影响和作用,如果国家调控不好就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防止两极分化必须反对任凭市场机制自发调节收入差距的倾向,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基尼系数的下降不仅需要经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而且往往要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19世纪欧洲广泛的罢工浪潮和近年来部分拉美国家的动乱都说明了这一点。拉美的事实说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国家不采取有效措施,任凭两极分化存在,最终会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危及社会经济发展。邓小平早就非常关注收入分配不公问题。1992年邓小平指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也就是说,要考虑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问题。不同地区总会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太小不行,太大也不行。如果仅仅是少数人富有,那就会落到资本主义去了。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7](P1356-1357)1993年进一步强调,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7](P1364)。在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中,有关收入差距拉大问题的严重性、克服的艰巨性、解决的可能性、分配调节政策的合理性等都有涉及,这为我们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提供了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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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邓小平强调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在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决定产品的分配方式,而分配方式直接决定着社会成员财富的多少,即社会成员的贫富状况。邓小平认为,除了制定政策时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以外,还必须从社会经济制度上予以保证,而且只有社会经济制度上的保障才是最根本的保障。邓小平把这一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改革实践相结合,形成了关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共同富裕的保障的思想。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邓小平首先看到了与贫富差距直接相连的分配制度,认为资本主义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的直接起因是分配制度、根本原因是社会制度,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能避免贫富差距过大、两极分化。邓小平在1985年6月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我国生产力发展起来了,也不会两极分化。”[1](P64)按劳分配的原则是由公有制决定的,邓小平沿着这条思路在1984年10月预言,“按照现在开放的办法,到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几千美元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1](P90-91),因为我们“基本的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归集体所有,就是说归公有”[1](P91)。当他认识到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性质对保证“不会产生新资产阶级”具有决定作用时断言:“在本世纪内最后的十六年,无论怎么样开放,公有制经济始终还是主体。”[1](P91)1985年以后,邓小平形成了系统的公有制主体地位是共同富裕保障的思想,并先后四次直接把“公有制”和“共同富裕”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是在1985年全国科技大会期间,邓小平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1](P110);“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P111)。第二次是1985年8月28日会见外宾时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1](P138)这里的社会主义的重要“方面”虽然没直接说共同富裕,但是从共同富裕的反面来说的,只不过换了一个说法。他还说:“我们的改革,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过去四年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1](P139)显然,这既是对过去的肯定,也是对未来的预示,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既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又要注意不导致两极分化。第三次是1985年9月23日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第四次是1985年10月23日,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我们在改革中坚持了两条,一条是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体地位,一条是发展经济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始终避免两极分化。”[1](P149)邓小平深知,如果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共同富裕就成为泡影,“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极分化”[1](P149)。显然,这句话是他对二者联系的最集中的表述。在1992年概括社会主义本质的时候,邓小平虽然没有直接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概括进去,但把公有制主体地位导致的结果即“消除两极分化”概括进去了。因为只有以公有制为基础才能消除两极分化,也才能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提供最根本的保障。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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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4]江泽民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邓小平文选(1975年-1982年)[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责任编辑:陈文杰

篇七: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解码|三次分配促共同富裕:让为富不仁变为富必仁!

  三次分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依法让为富不仁变为富必仁!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议题之一是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三次分配”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成为此次会议中的一大亮点。未来,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将成为我国新的分配基础性制度。

  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五中全会后,“三次分配”概念再度提出,并上升到国家战略体系层面,释放了什么信号?为何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基础上,补上三次分配这一环?我国建立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有什么基础?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刘元春、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执行副院长董煜。

  1.如果说在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十四五”时期则需要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记者:从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如何看待这一发展思路的演变?

  董煜: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作为中央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决策平台,研究的都是事关经济社会发展的顶层设计、长远战略。这次也不例外。中央财经委这次会议系统回答了共同富裕的有关问题,提出了共同富裕的基本目标、基本路径、工作着力点等,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架构。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我们始终一步一个脚印、脚踏实地向前走,每一步都是以目标作牵引,体现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的结合。

  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目标是在比较低的水平上尽可能消除贫穷,在路径选择上,则是以“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通过先富带后富的方式”来实现。

  自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新发展理念后,让发展成果更好地为全体人民共享成为广泛共识。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后,现代化又成为了新的发展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则成为题中应有之义。

  如今,我们进入到新发展阶段,有了新的发展基础和条件,如果说在一个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解决的是“有没有”的问题,那么“十四五”时期则需要着力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2.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

  记者: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对此,该如何理解?

  董煜:对于共同富裕,我们一定要辩证地认识,不能简单从字面片面理解,尤其要避免两个错误倾向:一是把它看成只是少数人的福利,二是把它看成是一种平均主义。党中央特别强调,就是为了避免认识偏差带来错误解读。

  一方面,我们还是要分阶段推进共同富裕,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先富带后富”依然会存在,我们是要扩大工作收入群体,让更多人进入高收入行列。共同富裕不可能一蹴而就,在不同阶段,总有一部分人群收入可能相对会高一点,这是正常的。

  另一方面,我们要把底兜住,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收入水平相对低的人,也能处在一个比现在高得多的水平上。小康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共同富裕的原理也是如此,只不过共同富裕的人均收入水平会远高于小康。即使到了共同富裕实现那一天,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处在同一水平上,依然会有一部分人收入相对较高,一部分人收入相对略低。我们想要的是一种橄榄型的分配结构,整体的平均水平高低至关重要。

  记者:我们知道橄榄型分配结构中间大、两头小,此次会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有什么重要意义,有哪些实际举措?

  董煜: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中等收入群体在整个收入结构中占主体,也就是事实上形成橄榄型分配结构,由于群体间差距小、利益趋同,需要做的调高和托底的工作少,社会矛盾较小,有利于社会稳定。

  2016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3次会议,就曾专门研究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工作。我们的决策,都是有脉络可循的。在8月17日的会议上,针对相关工作提出,“抓住重点、精准施策,推动更多低收入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什么叫抓住重点?重点又是什么?重点就是重点人群,针对不同人群相应有不同侧重。

  比如说,针对科研人员,可能更多要从激励上下功夫;针对企业家,更多要从保护产权、促进规范经营、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等方面下功夫;针对农民工,一方面要鼓励他们通过提高技能水平增加收入,另一方面要解决他们在城市的落户、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

  3.三次分配是在我们的道德、习惯体系下,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捐赠、慈善实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帮扶,它离不开激励、保障两大体系。

  记者:会议强调,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对此如何理解和把握?

  刘元春:初次分配,是指市场经济体系中按照各种要素在生产中的作用进行分配,比如居民收入、资本的投资收益等。初次分配主要体现效率优先原则,即以生产中要素的效率功能来进行分配。其中,劳资关系是决定初次分配水平的一个重要影响要素。

  再分配,是指生产之后政府利用税收与财政支出,在不同收入主体之间进行再分配。再分配主要通过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及一些补贴体系等实现收入分配的相互协调。相对于初次分配,它主要体现在非生产阶段。

  三次分配,有别于前两者,主要由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是对初次分配

  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有利于缩小社会差距,实现更合理的收入分配。随着社会发展进入不同阶段,三次分配的占比会有所变化,但是它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初次分配、再分配的一个补充。

  为让山区群众安享晚年,浙江省景宁县慈善总会、爱心企业、驻外商会等会同当地村“两委”,对首批四个具备设立慈善爱心食堂条件的山村进行投资建造,惠及60岁以上留守老人208人。图为2021年7月16日,英川镇莲湖村老人在慈善爱心食堂就餐。(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记者:三者分别有哪些优势和短板,侧重点有何不同?

  刘元春:初次分配有个重要特点,必须建立在生产体系和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由生产体系的功能来决定,也就是按劳分配、多种要素相结合的一种分配格局。

  我们发现,要素在分配中的谈判能力,在不同的制度体系下会产生不同的意义和效果。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中力量相对较弱,资本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相对较强。

  这就要求我们在生产过程中,加强劳动要素在分配中间的谈判能力,对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保障、劳动福利等都要进行立法,强调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纠正劳资间的不对等关系。因此,初次分配里涉及到很多根本性的改革。但应注意到,如果不坚持效率优先,改革很可能会对其他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收入分配的着力点到底是在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这里面需要权衡。

  再分配,主要依靠政府来实施,也就是说,政府通过税收、财政支出调整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分配水平。也就是说,初次分配主要是在基本制度和法制框架下由市场来完成,再分配主要是政府运用“看得见的手”来分配,从而实现民生目标、社会目标和政治目标。

  三次分配,则是在我们的道德、习惯体系下,一些高收入群体通过慈善公益方式实现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帮扶。三次分配离不开两大体系。一是激励体系,二是保障体系。

  4.三次分配对于促进共同富裕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也是人类发展的文明方向。

  记者:为什么要在初次分配、再分配的基础上,补上三次分配这一环?背后的深层次考虑是什么?

  刘元春:在收入分配里,对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适度节制,或者说使他们的一些收入能够用于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这是一个最直接并且效果最为充分的选择。

  通过这种途径,能够促进社会和谐,使大量的高收入人群按照社会公益、社会公德、社会和谐等道德伦理体系来行动,从而形成一个良性循环。同时,它又符合自愿原则、公平正义原则,不会在强制性的再分配过程中,伤害一些高收入人群和资本利得者的积极性。对于共同富裕而言,这是一种很好的途径,也是人类发展的文明方向。

  就三次分配来讲,我国目前虽然各种慈善和捐赠活动日益高涨,但与我们整体的经济规模还不相匹配,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基本的激励体系和保障制度尚未得到很好完善。我们知道,欧美大量富翁都会积极参与慈善,这当然与整个欧美的宗教、法制和道德体系相关,但这只是表象。实际上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考虑到税收减免政策,欧美遗产税高的可达50%,很多有巨额财产的人,为了回避财产税,都会主动选择捐赠.

  此外,按照西方一些国家的政策,如果你主动捐赠收入所得,可以免除部分收入所得税等支出,这就使得一些高收入人员既能够实现自己的社会责任目标、道德伦理追求,也能够保有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

  就社会激励体系而言,除了非正式的道德体系、伦理体系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的税收体系,这是一大关键。它激励富人从事社会公益事业。

  目前我们很多企业的捐赠是免交企业所得税的,基本上是捐多少就免多少。当然,国家还会有一些更细致、更具体的监管举措,比如审核资金来源,就会看是否符合慈善标准、慈善法。

  记者:结合现阶段实际情况,我国建立并完善三次分配制度,有什么基础?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加强?

  刘元春:国内早就开展了大范围的社会慈善活动,大量高收入人群都已经开始积极投身公益,比如学校教育的捐赠、健康事业的捐赠,还有一些针对灾区的捐赠等,增长速度和规模已经很大,具有良好的基础。同时,更重要的是,我国已经建立了相应的法律体系,为税收激励体系、三次分配等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不过,有些问题还值得关注:一是我们的税收激励可能不足,西方除了累进所得税,还有大量的财产税、遗产税等征收安排,同时相应规定了参与慈善活动后税收可减免,激励体系更为充分。

  二是一些信托安排上,我们的中介组织还不太发达,如何使得高收入人群、富有阶层的捐赠更为顺畅、成本更低,值得研究。我们要对信托法律制度加以完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组织在工作创新等方面也需加强。

  三是进一步弘扬公益慈善文化,在全社会营造浓郁的人文关怀氛围,从道德层面加强对践行社会责任优良传统的传承发扬。

  婴儿在阳光下到处爬:这才是促进生育之道!

  刘远举

  推动中国生育率的提升是当下的大政策背景。推动生育率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改变观念。

  生物繁衍,生生不息,乃出于本能推动。本能同时也决定了生存资源一定是向下一代倾斜的,这是生物繁衍的自然规律。人类摆脱了本能,但繁衍本能在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变为了亲子之爱,变为文化、观念、道德,影响、促进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同样的,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父母处获得资源,然后为子女奉献。

  所以人的生育行为从经济上肯定是不划算的,推动生育行为的更多的是观念,而不是算计。多子多福、家族繁荣、枝开叶散等观念,以往一直作为幸福生活的标准影响着人们。

  不过,到了现代社会,这种观念逐渐瓦解了。

  在现代社会中,养儿防老变得更加不划算。现代社会都是小家庭结构,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家庭,一般要分开居住。养儿防老的作用,除了情感上的牵绊,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失能老人的最后一段时光。不管是住养老院,还是在家请保姆,有子女的老人,得到的照顾就会好得多。

  为人父母抚育一个孩子,投入的金钱、精力,只有极少数转化为子女对老人的照顾。那么人生那最后几年的稍微高一些的生活质量,真的值得用青壮年乃至老年时期,每年的自驾游、环球旅行、音乐会,用更好的生活质量去换取吗?此外,现代社会的福利开支中,养老、医疗一直是重中之重的社会开支。现代社会的老人有了更好的保障,让生育变得更不划算。

  这就意味着,在生育行为中观念会变得更加重要。正如卢梭所说,为人父母的辛苦,是用做父母的快乐去回报的。这种快乐于动物是本能,于人,既有生理之本能,也有观念驱动。

  然而,由于长期计划生育观念的影响,再加上丁克、女权等思想的影响,少育成了一种流行的观念。现在很多人说养不起,表面上看,是在算经济账,实际上,仍然是观念驱动。

  在这种观念驱动下,现在的中国人宁愿精养一个孩子,哪怕这个孩子资质不足,低效率地在他身上花上几十万、上百万,而不情愿多生一个,把这些钱花在更多孩子身上。实际上,多育不管从抵御失独悲剧,给孩子更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还是从摊平养育成本,通过边际效应,提升金钱与精力的效率来说,都是合算的。所以,少育观念本身就不是经济理性的,而是由观念驱动的。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生育观和家庭观的转变,才是提升生育率的根本。

  人是从众的,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标准,也是从众的。不同时代三大件的流变,理想职业的变迁,都体现了这一点。所以,关键是在观念中,将“多育”树立为幸福生活的标杆与象征。

  一个国家国民的观念,从阶层上说源于中产阶级,从地域上说源于大城市。大城市中的上中产生活,往往被视作幸福与成功的象征。所以,改变大城市的生育观念,可能会起到示范作用,影响更多的国人。从这个角度,虽然城市生育率较难提升,看起来事倍功半,但其实是事半功倍。

  大城市是先进观念的发源地,然而大城市的生活成本不容忽视,除了在观念上泛泛而谈,更关键的是应该为观念的滋生提供必要条件。

  当一个大城市中产家庭想生育二孩、三孩,寻求增加居住面积时,在现行的购房积分、首付、银行贷款环节,他们都面临类似“惩罚性”的政策,其增加的成本远高过所有其他育儿优惠政策之总和。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住房政策,乃至城市土地政策,是针对一胎家庭设置的,这是长期过程中潜移默化形成的一个默认前提,在向多孩家庭的政策转变中,这些默认的前提,往往被忽略。

  比如在上海,90平方以上的住宅就被认定为“非普通住宅”,征收更高的税费。三口之家住90平似乎够了。但两、三个孩子的四、五口之家,加上由此产生的帮忙带孩子的祖辈同住需求,一家六、七口,不能超过90平方,这就会扼杀了普通人的生育愿望。

  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通常经济相对宽裕,往往已经超过公租房的标准,公租房政策的放宽,解决不了大城市中产的生育难题。

  所以,改变二套积分、银行贷款、限购政策对二胎、三胎家庭的惩罚性,甚至推动大户型、低容积率住房等政策,乃至返还土地出让金等政策,才能真正促成大城市提高生育率。由此,才能树立幸福家庭的新标杆,以此观念带动全国其他地域生育观念的改变。“房住不炒”,以“住”为先,从这个角度,精准施策,解决多育家庭的居住问题,也是“房住”政策的题中应有之意。

  房价并不是生育的影响变量,居住面积才是。土地是财富之母,土地也是人口之母。归根到底,土地政策,才是生育的最终变量。一个小院、一缕

  阳光,祖父母看着婴儿在阳光下到处爬,这才是促进生育之道。中国大城市的建成区与人口密度,在全球来看,是有空间做到这一点的。从这个角度,生育观念的源头,还在土地政策观念。

  计划生育的“少子优生”“只生一个好”观念,是从大城市开始传播的。现在新的生育观,必然也需要经历一个同样的过程。在当下中国,西部山区的老农生了三个,是无法标榜、宣示传统的幸福家庭形象的。而影响大城市生育观的最根本因素,是大城市的土地观。

篇八:关于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

  科学把握促进共同富裕体会研讨发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最近,我通过深入学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和《》第四卷,深刻的认识到,关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稳步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前进方向。下面,我简要谈点学习的初步认识。第一,科学把握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指出,“要深入研究不同阶段的目标,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并从“十四五”末、2035年、本世纪中叶三个阶段,明确了共同富裕不同阶段的目标,要求抓紧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提出指标体系和考核评估办法。为防止急躁冒进,强调,“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近年来,*州深入学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首倡之地的责任担当,在第十二次党代会上,旗帜鲜明的提出了打造“三区两地”发展定位和建设“五个*”主攻方向,把打造民族地区团结奋斗共同富裕标杆区、建设幸福*作为*发展的重要目标任务。*州在促进共同富裕的目标任务上,也可以分三步走,明确三个阶段的目标任务,即到2025年,打造民族地区团结奋斗共同富裕标杆区迈出坚实步伐,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逐步缩小;到2035年民族地区团结奋斗共同富裕标杆区取得明显实质性进展;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当前,根据我州州情实际,学习借鉴浙江省促进共同富裕的实施方案,我们可以把探索打造“五大标杆”作为我州到2025年目标任务:即在民族地区以共

  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树标杆,在建立民族地区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上树标杆,在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共建共享品质生活上树标杆,在打造生态文明样板州彰显生态之美上树标杆,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树标杆。锚定这些目标任务,制定实施方案,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共同富裕是看得见、摸得着、真实可感的。

  第二,科学把握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指出,“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州在推动共同富裕的机制保障上,要重点突出“三个强化”:

  一是强化党的全面领导。深入贯彻落实思想,把党的领导贯穿推动*打造民族地区团结奋斗共同富裕标杆区的全过程、各领域、各环节。二是强化改革创新。按照打造民族地区团结奋斗共同富裕标杆区的需要,创新支持配套政策,推动各类要素向促进共同富裕集聚。创新各类投融资方式,用好金融政策工具,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在推进数字化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城乡协调发展、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等方面积极探索,持续提高改革创新水平。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和各领域配套体制机制改革,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兜底救助体系、住房供应和保障体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普遍关心关注的民生问题,形成人人共享的合理分配格局。三是强化机制保障。建立健全专班推进、清单化推进、协调联动、考核评估等机制,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研究解决重大事项和难点问题。

  第三,科学把握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指出,“幸福生活都是奋斗出来的,共同富裕要靠勤劳智慧来创造。”“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

  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正确处理增长和分配关系,把‘蛋糕’切好分好。”*州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上,要重点探索“四个路径”:一是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宏伟目标,最终靠的是发展。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三区两地”发展定位和“五个*”主攻方向,以“四个千亿产业”为重点,以“五好”园区为平台,以优势产业链为支撑,不断做大经济发展的“蛋糕”。我们必须依托*资源优势,加快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实体经济、数字经济、开放型经济和绿色经济,在做大经济总量、提高增长质量上取得突破,推动县域经济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助推州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在统筹城乡协调中促进共同富裕。坚持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深入实施强州府战略,提高吉首地区辐射带动力和区域竞争力,推进7个县城提质发展,高品质建设高铁新城、空港新区,高水准做好承接产业转移文章,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坚决扛牢首倡地政治责任,围绕农民持续较快增收这个最核心任务,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产业提质农民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三是在推进分配制度改革中促进共同富裕。坚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关系,积极探索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突出低收入人群、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中小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进城农民工等主体收入提升,推动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四是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中促进共同富裕。加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农田水利设施、道路交通设施、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农村住房建设,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坚持量力而行、尽力而为,坚持就业优先、教育优先、农业农村优先、生态优先、效益优先,健全完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不断缩小城乡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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